荒唐大案——千万元骗子到底是谁
2000年5月8日 16:00
作者　郭国松 刘海琦
从４月１１日开始，一起被律师们称为“司法史上黑得不能再黑的案件”在当阳市（县级）法院强行开庭。　　在这起涉及１０００万元金额的“金融票据诈骗案”中，当阳市公安局没有侦查权，检察院没有公诉权，法院没有审判权，却兴师动众地将建设银行广东省丰顺县支行行长李广荣、会计部经理朱植南、广州经纬集团董事长何仕强、及广东丰顺人郑木宽、杨国华５名所谓的“犯罪嫌疑人”捉到当阳，历经两年的折腾，最终演变成一起公检法联合枉法事件。
“诈骗者”立即报案——“被骗者”逃之夭夭　
经过连续４天的法庭调查和质证，昭然若揭的事实令当阳市司法部门某些利令智昏者满脸尴尬———起诉书上写得有鼻子有眼的“事实”，核心内容不堪一击。
这是一幕精彩的现场回放———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本案所谓的“被骗者”当阳农行计划科副科长朱心育持尚未到期的１０００万元所谓“定期存单”，与当阳农行的上级、三峡分行的有关人员一起，来到广东丰顺建行行长李广荣办公室，“咨询”到期能否支付。当朱心育拿出１０００万元存单时，本案所谓的“诈骗者”李广荣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朱心育转身要走，被李广荣拦住，并通知银行经警关闭铁门，同时打电话向丰顺县公安局报案。朱心育等人被带到公安局后，隐匿了假存单的原件，只出示了复印件，丰顺县公安局在未见到假存单的原件，并且建行没有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放走了朱心育等人。
对于这种“诈骗者”执意要报案，“被骗者”拼命要跑的反常现象，公诉人在法庭上说，朱心育等人在丰顺县不报案，是对当地公安局不信任。
李广荣和朱植南的辩护人当即反唇相讥———如果对丰顺县公安局不信任，那么，朱心育等人回到当阳后，为什么长期隐匿１０００万元巨款被骗的重大事实，而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储户的正常反应。
朱心育乃至当阳市农行何以出现如此反常、怪异的举动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能够从一个侧面揭示真相——
在假存单被发现两个多月后的１９９８年１月６日，由当阳市检察院牵头，当阳市农行与广州经纬集团签订了一份“债务落实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已入账的６００万元和支付的利息１３５·３万元，合计７３５·３万元，给农行当阳支行立借据，同时，农行当阳支行给广州市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１３５·３万元的利息收据一张，以便双方入账。
二、上述余下的２６４·７万元，先由广州市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农行当阳支行出具借据，待与经纬公司共同通过法律调查证实，确认债务人后，再商定还款事宜。
在该协议上签名的分别是广州经纬集团总经理何仕强、当阳市农行代表陈某、当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某。
李广荣、朱植南的辩护律师据此指出，这份协议清楚地表明，当阳农行乃至朱心育携带１０００万元资金违规到广东高息放贷，从一开始就是在同经纬集团接触、洽谈。如果朱心育的这１０００万元自始至终存在丰顺建行，那么，在获悉被诈骗后，他必须、也只能追究丰顺建行，为什么要去找经纬集团“落实”呢？
上述协议签署后，１０００万元却迟迟未能追回。随后就发生了这一荒唐的 “特大案件”。
当阳市公安局《关于广东省丰顺县建设银行涉嫌票据诈骗当阳农行１０００万元一案的立案报告》表明，该局在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５日才接到当阳市农业银行朱心社的报案，并将此案立为“特大案件侦查”。此时，距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假存单事发之日已近半年时间。
在此之前，当阳市检察院分明已经介入，难道检察院也不明白怎样处置“特大诈骗案”？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６日，当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金融票据诈骗罪”，将丰顺县建行会计部经理朱植南刑事拘留，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５日被逮捕。１９９９年１月６日，丰顺县建行行长李广荣以同样罪名被刑拘，２月８日被逮捕。就在朱、李二人被抓的前后，广州经纬集团董事长何仕强、广东丰顺人郑木宽、杨国华也因涉嫌“金融票据诈骗罪”被当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疑窦丛生，谁是诈骗案的祸首——破绽百出，竟是执法者办的案
根据当阳市检察院起诉书上罗列的“犯罪事实”，从这１０００万元中分得“赃款”的还有另外４人，但当阳市执法部门却对这４人“网开一面”，未追究他们的任何责任。
李广荣、朱植南的辩护律师对记者说，当阳市的某些当权者和执法部门真正感兴趣的仅仅是李广荣、朱植南，因为，他们的身后是丰顺县建行；治了李、朱的罪，紧接着便可以用法律的名义向丰顺建行追讨１０００万元。这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但是，当阳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上言之凿凿、“经本院依法查明”的事实却又破绽百出———
起诉书说：“……许德明在介绍１０００万元的业务给朱心育的同时，又把当阳农行要到丰顺县融资１０００万元的信息告诉了广州市无业人员谢锡红、张建明，谢、张又告诉了何仕强的同伙李俊峰。李俊峰立即转告何仕强，何仕强接到信息后于３月２２日从北京赶回丰顺，在丰顺县华侨宾馆经许德明介绍与朱心育等人见面。事后召见郑木宽、杨国华策划把当阳农行的１０００万元骗到手。由郑木宽、杨国华负责用假存单打印１０００万元的存单，具体由杨国华经办。郑木宽负责与丰顺建行联络，由丰顺建行协助把存折拿过来，并支付给朱心育１０００万元的利差手续费；何仕强负责把当阳农行的１０００万活期存折拿到手后办理进入本公司账户的有关手续。”
这段文字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１）３月２２日既没有存折，也没有存单，如何“拿过来”？
（２）朱心育同何仕强接触，如果不是谈高息融资的事情，又是谈什么？
（３）在何仕强等人策划“诈骗”１０００万元的过程中，朱心育的角色好像就是一个“傻瓜”，但他恰恰是当阳农行计划科副科长。
（４）按照上述策划，必须有丰顺建行的密切配合才能得逞，而整个案卷中看不到任何与丰顺建行人员密谋的证据。
起诉书继续说：“　……３月２４日，何仕强、李俊峰、许德明陪同朱心育、朱心社到丰顺县人行将１０００万元汇票解付到丰顺县建行，朱心育用３０元钱在建行二楼营业室办了一个活期存折，把１０００万上到了活期存折上。”
这段文字同样有漏洞：
（１）朱心育为什么与何仕强、李俊峰、许德明等人形影不离？
（２）经查，丰顺县建行二楼全部都是单位结算柜台，根本没有个人存储业务柜台，朱心育所谓在二楼营业室办理私人活期存折是假话。
起诉书指控的“朱植南帮忙办理利差，用汇票三张１３１·５万元，现金３８０００元付清”的事实纯属虚构：这１３１·５万元是经纬集团用三张现金支票开出，由朱心育在当阳提取的，与丰顺建行无关。
而对于这１０００万元的使用问题，丰顺建行与朱心育（当阳农行）、经纬集团均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１０００万元与丰顺建行的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存取款业务。
相比之下，朱心育（当阳农行）自始至终都是在和经纬集团接触、打交道，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什么。
丰顺建行行长被拘当阳农行审出口供被告称是“逼属实”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１日，当阳市公安局以“李广荣分得１００万元为由”，提请当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李广荣。
给李广荣的１００万元即出自同案人郑木宽之口。当阳市公安局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９日、１９９９年１月６日两次提审郑木宽时，郑供述了他给李广荣送去１００万元的详细过程，包括时间、地点、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的面额、装钱的袋子款式、颜色、两人说了什么话等。
在本次开庭审理此案时，郑木宽当庭陈述：“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以前的供述，我都正式否认，为什么？我不说，我曾经说清楚了。我向程清功、夏世谊都说清楚了。”程清功、夏世谊分别是当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检察院起诉科副科长。
当阳市检察院批准的逮捕书上分明写着“李广荣分得１００万元”，到了起诉书上却没有李广荣分得任何赃款的犯罪事实。
李广荣的辩护律师当庭质问：“李广荣作为银行行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参与诈骗１０００万元，却未从中获得分文报酬。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犯罪目的，难道犯罪分子也学雷锋？”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李广荣的多份笔录显示，当阳市公安局审讯李广荣的地点是“当阳市农行办公室”。
李广荣当庭控告说，他实际上被关押在当阳市慈化镇农行招待所，负责看守他的有包括朱心育在内的当阳农行干部。“他们把我的手和脚铐起来，并将手铐和脚铐用绳子绑在一起，让我的腰直不起来，不让我打瞌睡，时间连续四天三夜（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３日下午５时）……”
李广荣说：“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最后签名时，我写了‘以上材料我已看过，逼属实，’但他们要我将‘逼’字改成‘是’字……”为此，辩护律师要求查看笔录原件。
同样，朱植南、何仕强等人亦当庭指控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刑讯逼供。
代表当阳市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说，这是对当阳市公安干警的诬蔑。
据有关律师向农业银行总行查证，当阳市农行在１０００万元被诈骗后，不仅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且没有及时向总行报告。当阳农行对先期支付的１３５万多元的高息利差的处置可能涉嫌犯罪，至今无人查处。
无管辖权却要强行管辖——地方利益岂能僭越法律
４月１２日，本案６名辩护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一份集体签名的《法律意见书》。
意见书指出，该案件涉及的５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广东人，居住地和涉嫌犯罪的行为发生地也在广东。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公安部的内部规章，当阳市公安局没有管辖权，其后的检察院、法院也均无管辖权。该案件在受理和开庭的时候，律师也没有在程序卷中看到有关协商或者指定管辖方面的法律文件。
审判长李德刚说：“我们请示过宜昌中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你们可以去问。继续开庭。”
辩护律师认为，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权违法决定案件的管辖，任何领导的批示都不能违背法律的明确规定，强行审判只能是违法的审判，而程序违法将导致实体审理的不公。
但是，不管是法官，还是代表执法监督机关的检察官，均回避这一原则性问题。
４月１７日，李广荣、朱植南的辩护人李霄霖和孟利峰律师向法庭提交《抗议声明》后退出法庭。
抗议声明》说：“庭审中，审判人员明显偏袒公诉方，甚至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并对辩护人的发言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当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出示物证、书证原件质证时，法庭竟然不许可……辩护人提供证据，法庭竟然不收取；对被告人当庭与原先笔录不同的供述竟不作当庭笔录；……庭审中，除了一个被告人外，其他四个被告都当庭陈述受到了各种方式的刑讯逼供。每当谈到这一类问题时，往往被法庭制止……”
在两位律师退出法庭后，庭审暂时中断。
据内部人士透露，当阳市市委为此案多次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记者在庭审过程中，先后到当阳市公检法部门采访，均被拒绝。当阳市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张士斌尚未弄清楚记者要采访什么，便用命令似的口气冷冷地说：

“你们要写批评报道，我们内部有一套很严格的审批制度……” （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