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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反革命”终获无罪判决
30年的“反革命”终获无罪判决
作者： 胡振栋 胡声明 发布时间： 2006-10-26 16:42:47 30年的“反革命”终获无罪判决 | 文/胡振栋 胡声明 | | | 
朱国忠
拿着无罪判决书，朱国忠向记者讲述了他30年的申诉历程。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朱国忠无罪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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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2日，朱国忠专程从辽宁锦州赶到湖北宜昌。在学院街旅社杨经理（人称“杨三姐”）的陪同下，他来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办公室，向庭长王赞雄等人表示谢意。朱国忠激动地说：“要不是你们秉公执法，要不是胡兴儒院长等领导亲自过问，我这个戴了30年的‘反革命’帽子，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摘掉呢！”说着说着，这位耿直的东北汉子只觉得鼻子发酸，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回到旅社，朱国忠向记者讲述了他30年来那历经坎坷与不幸的命运故事。
百里挑一幸运儿
不远千里来宜昌 1951年9月26日，朱国忠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可谓“根红苗正”。身为长子的朱国忠聪明伶俐，3岁就能背诵《三字经》，5岁就会熟练运算加减乘除，加之嘴巴会说有礼貌，因而深得父母和街坊邻居的喜爱。几年之后，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国忠也在这一年初中毕业了。1970年1月，当地建设部门在全市8万多名中学毕业生中招聘工人，支援内地国防建设。满腔热血的朱国忠在父母和弟妹的支持下，也去报了名。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和考试等环节，朱国忠终于百里挑一，幸运地成为当时被录取的800多名同学中的一员。当时，朱国忠的父亲已是国家特大型企业——辽宁锦州合成纤维厂服务总公司总经理，母亲是厂里一名普通工人。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啊！”朱国忠讲到这里时，就显得异常兴奋。他对昔日美好生活的眷恋，更是溢于言表。同年2月，18岁的朱国忠打好行装，随原国家建委一局某公司，来到了位于湖北宜昌的某山区县，为一家机械厂修建厂房和安装设备。离开锦州之前，朱国忠成了全家人的骄傲。当地有关部门为他们披红戴花，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把他们送上了火车。
从东北冰天雪地的大平原，来到春意盎然的南国，朱国忠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惬意。他以兴高采烈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朱国忠是一个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的人，再加上他的聪明勤奋、热心快肠和英俊潇洒的外表，自然赢得了不少姑娘的青睐。1973年，朱国忠经人介绍，在远安当地谈了个女朋友。“那时的1年多时间里，我每周都要到女朋友家去一次。她爸爸也非常喜欢我，每次都去河里捞甲鱼给我吃！”多少年后，朱国忠仍对那段甜蜜的日子难以忘怀。
闲来无事听“敌台”
味精化水写“密信” 1975年，朱国忠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
当时，由于没有电视等娱乐设施，人们的业余生活十分贫乏。朱国忠喜欢看书，但附近又没有图书室。他是个外向活泼的年轻人，这样寂寞的日子，自然令他十分不快。就在这时，公司的许多同事都买了收音机。下班之后，听收音机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娱乐方式。朱国忠非常羡慕。没多久，他也攒钱买了一台，而且比别人的收音机还要好，收的台还要多。“就是这台该死的半导体害了我一辈子啊！”朱国忠一说到当时的事情，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当年2月的一天晚上，朱国忠下班后正捧着收音机调台。突然，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出现了。他觉得好奇，就将频道调到最佳状态，全神贯注地听起来。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 。“这不是人们常说的‘敌台’吗？”朱国忠惊得目瞪口呆。生性好奇的朱国忠并未就此罢手，他反倒觉得“越听越好玩”。从此，他开始迈入了危险的境地——继续收听境外广播。由于涉世不深，缺乏辨别判断力，再加上受广播里反动宣传的蛊惑，朱国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试探着开始动作了。他按照境外广播主持人的要求，将两封言辞激烈、对现实表示不满的书信，通过当地邮电局，试图寄往境外电台主持人指定的收件人。朱国忠寄出的信，也是按照境外电台主持人所教方法写的：他先将钢笔的墨水管洗净，再将食用味精化成水灌在里面，然后在白纸上书写。这样一来，即便别人拿在手里仔细看，也不过是一张白纸。只有用碘酒往上一涂，才能读出字来。朱国忠说，他寄出两封“无字天书”后，几乎忘记了这回事。他依旧哼着东北小曲，继续上班干活下班玩耍，日常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但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两封信，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一夜打成“反革命”
十年牢狱失初恋 1975年6月的一天，朱国忠工作的厂里来了数名公安人员。听同事们议论说，“厂里出大事了”，“有一名潜伏的间谍，在向敌人写信报告情况呢！”“这不，公安就是来查这个人的！”一时间，厂里像炸开了锅一样。此时，朱国忠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终于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是我自己惹了祸啊！”他急得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没过多久，公安人员就通过信封上面的笔迹查到了他。在他们的厉声追问下，朱国忠很自觉地坦白了所有“罪行”。他承认，自己的确向境外广播电台写了两封信，但他真的没想过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更不是什么“潜伏间谍”。办案人员拿出两封“无字”书信，朱国忠立即让公安人员取来碘酒和棉签，自己动手，慢慢将白纸上的内容全部显现出来了。
年轻的朱国忠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彻底坦白了，就一定会换来宽大处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他猝不及防。当天，他就被办案人员带走关进了看守所，并彻底失去了人生自由。同年9月28日，朱国忠被法院以“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朱国忠不服，上诉于上级法院。但二审依旧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就这样，朱国忠被押往武汉蔡甸某监狱新生砖瓦厂服刑，强制进行劳动改造。同年12月10日，他所在的单位依据法院判决和当时的厂规厂纪，将他开除了厂籍。远在辽宁锦州的母亲得知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又遭单位开除的消息后，悲愤交加，万念俱灰，急得大病了一场。一家人一夜间都成了“反革命”的家属，他们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整天急得唉声叹气，但也无计可施。在监狱里，朱国忠不停地向管教干部申诉。他们也对这位东北小伙子的遭遇深表同情，立即将他的申诉材料反馈到二审法院。1979年7月14日，朱国忠谈女朋友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人之常情，“流氓罪”被取消，刑期减为10年。就在朱国忠服刑期间，他原来谈的女朋友也被迫与其分手，不久便嫁给了他人。朱国忠得知此事后, 急得茶饭不思。
出狱之后娶新娘
为讨清白又离婚 1985年6月28日，朱国忠结束了10年的刑期，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当年，他34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高墙电网的包围中度过了。此时此刻，朱国忠并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他思母心切，归心似箭，当即搭乘一辆便车来到武昌火车站，买票挤上了开往锦州的火车。
踏进家门，朱国忠终于见到了阔别十几年的父母。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昔日满头乌发、精明干练的母亲，如今已是两鬓苍白，咳声不断，忧郁成疾。由于身体不好，她50多岁就已病退在家了。直到这时，朱国忠才知道，在他服刑期间，父亲和弟妹们的提拔重用、参军进步等各方面，都因他是“反革命”导致“政审”不合格，从而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更使朱国忠觉得愧对家人，痛苦不堪。
1986年初，在家人和亲友的关心下，朱国忠与一位比他小10岁的黑龙江漂亮女子在锦州结了婚。从此，他那颗受伤的心才得到一丝慰籍。同年11月14日，朱国忠迎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法院根据他的申诉，再审宣告他无罪。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多久，事情又发生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变化。
1987年6月5日，正当朱国忠忙于恢复工作、落实待遇时，法院再次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以前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陷入困境的朱国忠，被迫两次申诉。
1994年，朱国忠结婚后的第8年，可爱的儿子出生了。在此之前，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乖巧漂亮的女儿。现在是有儿有女，夫妻俩高兴得合不拢嘴。其间，朱国忠凭着勤奋聪明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当地做汽车装饰生意，并赚了一笔钱。他不仅新购了商品房，而且还拥有了汽车。
然而，10年牢狱之苦和“反革命”的帽子让他郁郁寡欢。在出狱后的10多年里，他先后20多次往返于锦州和宜昌之间，每次光各种开销就要上千元。妻子和亲友都劝他现实一点, 放弃申诉算了。但朱国忠决心已定, 他说:“就算倾家荡产, 我也要讨回清白! ”
2000年，忍无可忍的妻子终于提出和他离婚。朱国忠为了不连累家人，只得含泪表示同意。他与妻子商定，读初中的女儿由他抚养，6岁的儿子随母亲生活。他还把房子和变卖汽车等财产后的数万元存款，也全部给了她们母子，自己只留下了几千元的盘缠。从此，他独自一人继续进行着艰苦的申诉。
申诉路上多辛酸
幸遇好人“杨三姐” 为了节省从锦州到宜昌之间的往返开支，朱国忠首先选择了最便捷的行车路线。其次，在生活开支方面尽量节约，做到不在路途中购买食品。每次临出发前，他都要找几个饮料瓶子，灌满冷开水；再就是买上几十个馒头，带上几袋萝卜干和榨菜。渴了，喝自带的白开水；饿了，啃冷馒头，吃榨菜萝卜干。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亏‘杨三姐’大义相助啊！不然的话，我也坚持不到今天，更不用说申诉成功了！”朱国忠一提起他在宜昌遇到的“好人”，心里就显得十分激动和兴奋。“杨三姐”今年50岁,她2001年9月承包了街办企业“学院街旅社”。由于她敢于仗义直言，还经常无偿救助素不相识的困难群众，因而深得社区街办和学院街派出所的好评。她在家里兄妹中排行老三，所以人们就尊称她为“杨三姐”。
2001年11月上旬，朱国忠又踏上了锦州开往武昌的火车。在车上，他由于连日劳累，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下车时一摸口袋，装在里面的800元钱早已不翼而飞。幸好，他放在编织袋里的馒头、榨菜和冷开水都还在。身无分文的朱国忠，只得风餐露宿，徒步而行。他用了3天时间，从武昌火车站沿公路步行150多公里到了仙桃市。当他啃完最后一个馒头，喝完最后一瓶水之后，由于连日劳累体力不支，就晕倒在公路边上了。刚巧，一辆回宜昌的出租车发现及时，顺道把他带了回来。因为在车上朱国忠曾迷迷糊糊地提到，要找老板人好的便宜旅馆住，所以司机就把他送到了学院街旅社。“当时老朱头发蓬乱，眼窝深陷，双眼布满血丝，身上尽是灰尘，双脚磨烂了直流血，鞋帮子也穿了，就象个要饭的叫花子！”“杨三姐”快人快语，她这样向记者形容第一次见到朱国忠时的情景。第二天，朱国忠一觉睡到下午3点才醒来。当他向“杨三姐”讲述了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后，这位素不相识的女老板感叹不已，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她一面安慰朱国忠，一面鼓励他继续申诉。当“杨三姐”得知朱国忠目前已陷入身无分文的困境时，她当即毫不犹疑地说：“你就在我这里吃饭住宿，先不要谈钱的事。”“你将来申诉成功了，有钱就还，没钱就拉倒，算我积德又做了一回好事！”听到这些暖人心扉的话语，朱国忠感动得直搓双手，嘴里不知说什么好。
艰难申诉三十年
终审判决还清白 就这样，朱国忠在学院街旅社安顿下来了。他每天奔波回来后，尽管身心疲惫，但一日三餐都能和“杨三姐”及服务员同桌吃饭，俨然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使他感到身在异乡不孤独, 更加坚定了申诉的信念。
2002年9月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兰芳亲自接待了朱国忠，并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此后不久，他的申诉材料转到了立案庭。因此案涉及到纠正原审错误判决，立案庭又按程序将材料转到了审判监督庭。
从1975年到2004年，朱国忠为洗清“反革命”的罪名，进行了长达30年的艰难申诉，写下了100多万字的申诉材料。当记者问朱国忠凭什么力量支撑这样长期苦苦申诉时，这位坚强的东北汉子更是语出惊人：“凭着对共产党的信念！因为党讲实事求是，讲司法公正，讲以人为本啦！”
2004年3月5日，朱国忠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这一天，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3）宜刑再终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原有的4次有罪判决，宣判朱国忠无罪。并宣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书中说，朱国忠向外投寄挂钩信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其行为，实为在敌台广播诱惑下受骗上当，目的在于向敌特机关索取钱财，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也未进行反革命活动。原判定性错误，应予以改正。
“我当时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了！”朱国忠说，30年了，他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所以想请媒体帮忙捎一声：宜昌的法官，我老朱谢谢你们了！”
朱国忠还告诉记者，他已深深地爱上了宜昌。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 是块发展的好地方。他准备约老家的生意朋友来宜昌, 继续重操旧业, 新开一家汽车装饰公司。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特约记者、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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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2日，朱国忠专程从辽宁锦州赶到湖北宜昌。在学院街旅社杨经理（人称“杨三姐”）的陪同下，他来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办公室，向庭长王赞雄等人表示谢意。朱国忠激动地说：“要不是你们秉公执法，要不是胡兴儒院长等领导亲自过问，我这个戴了30年的‘反革命’帽子，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摘掉呢！”说着说着，这位耿直的东北汉子只觉得鼻子发酸，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回到旅社，朱国忠向记者讲述了他30年来那历经坎坷与不幸的命运故事。
百里挑一幸运儿
不远千里来宜昌 1951年9月26日，朱国忠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可谓“根红苗正”。身为长子的朱国忠聪明伶俐，3岁就能背诵《三字经》，5岁就会熟练运算加减乘除，加之嘴巴会说有礼貌，因而深得父母和街坊邻居的喜爱。几年之后，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国忠也在这一年初中毕业了。1970年1月，当地建设部门在全市8万多名中学毕业生中招聘工人，支援内地国防建设。满腔热血的朱国忠在父母和弟妹的支持下，也去报了名。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和考试等环节，朱国忠终于百里挑一，幸运地成为当时被录取的800多名同学中的一员。当时，朱国忠的父亲已是国家特大型企业——辽宁锦州合成纤维厂服务总公司总经理，母亲是厂里一名普通工人。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啊！”朱国忠讲到这里时，就显得异常兴奋。他对昔日美好生活的眷恋，更是溢于言表。同年2月，18岁的朱国忠打好行装，随原国家建委一局某公司，来到了位于湖北宜昌的某山区县，为一家机械厂修建厂房和安装设备。离开锦州之前，朱国忠成了全家人的骄傲。当地有关部门为他们披红戴花，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把他们送上了火车。
从东北冰天雪地的大平原，来到春意盎然的南国，朱国忠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惬意。他以兴高采烈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朱国忠是一个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的人，再加上他的聪明勤奋、热心快肠和英俊潇洒的外表，自然赢得了不少姑娘的青睐。1973年，朱国忠经人介绍，在远安当地谈了个女朋友。“那时的1年多时间里，我每周都要到女朋友家去一次。她爸爸也非常喜欢我，每次都去河里捞甲鱼给我吃！”多少年后，朱国忠仍对那段甜蜜的日子难以忘怀。
闲来无事听“敌台”
味精化水写“密信” 1975年，朱国忠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
当时，由于没有电视等娱乐设施，人们的业余生活十分贫乏。朱国忠喜欢看书，但附近又没有图书室。他是个外向活泼的年轻人，这样寂寞的日子，自然令他十分不快。就在这时，公司的许多同事都买了收音机。下班之后，听收音机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娱乐方式。朱国忠非常羡慕。没多久，他也攒钱买了一台，而且比别人的收音机还要好，收的台还要多。“就是这台该死的半导体害了我一辈子啊！”朱国忠一说到当时的事情，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当年2月的一天晚上，朱国忠下班后正捧着收音机调台。突然，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出现了。他觉得好奇，就将频道调到最佳状态，全神贯注地听起来。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 。“这不是人们常说的‘敌台’吗？”朱国忠惊得目瞪口呆。生性好奇的朱国忠并未就此罢手，他反倒觉得“越听越好玩”。从此，他开始迈入了危险的境地——继续收听境外广播。由于涉世不深，缺乏辨别判断力，再加上受广播里反动宣传的蛊惑，朱国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试探着开始动作了。他按照境外广播主持人的要求，将两封言辞激烈、对现实表示不满的书信，通过当地邮电局，试图寄往境外电台主持人指定的收件人。朱国忠寄出的信，也是按照境外电台主持人所教方法写的：他先将钢笔的墨水管洗净，再将食用味精化成水灌在里面，然后在白纸上书写。这样一来，即便别人拿在手里仔细看，也不过是一张白纸。只有用碘酒往上一涂，才能读出字来。朱国忠说，他寄出两封“无字天书”后，几乎忘记了这回事。他依旧哼着东北小曲，继续上班干活下班玩耍，日常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但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两封信，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一夜打成“反革命”
十年牢狱失初恋 1975年6月的一天，朱国忠工作的厂里来了数名公安人员。听同事们议论说，“厂里出大事了”，“有一名潜伏的间谍，在向敌人写信报告情况呢！”“这不，公安就是来查这个人的！”一时间，厂里像炸开了锅一样。此时，朱国忠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终于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是我自己惹了祸啊！”他急得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没过多久，公安人员就通过信封上面的笔迹查到了他。在他们的厉声追问下，朱国忠很自觉地坦白了所有“罪行”。他承认，自己的确向境外广播电台写了两封信，但他真的没想过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更不是什么“潜伏间谍”。办案人员拿出两封“无字”书信，朱国忠立即让公安人员取来碘酒和棉签，自己动手，慢慢将白纸上的内容全部显现出来了。
年轻的朱国忠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彻底坦白了，就一定会换来宽大处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他猝不及防。当天，他就被办案人员带走关进了看守所，并彻底失去了人生自由。同年9月28日，朱国忠被法院以“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朱国忠不服，上诉于上级法院。但二审依旧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就这样，朱国忠被押往武汉蔡甸某监狱新生砖瓦厂服刑，强制进行劳动改造。同年12月10日，他所在的单位依据法院判决和当时的厂规厂纪，将他开除了厂籍。远在辽宁锦州的母亲得知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又遭单位开除的消息后，悲愤交加，万念俱灰，急得大病了一场。一家人一夜间都成了“反革命”的家属，他们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整天急得唉声叹气，但也无计可施。在监狱里，朱国忠不停地向管教干部申诉。他们也对这位东北小伙子的遭遇深表同情，立即将他的申诉材料反馈到二审法院。1979年7月14日，朱国忠谈女朋友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人之常情，“流氓罪”被取消，刑期减为10年。就在朱国忠服刑期间，他原来谈的女朋友也被迫与其分手，不久便嫁给了他人。朱国忠得知此事后, 急得茶饭不思。
出狱之后娶新娘
为讨清白又离婚 1985年6月28日，朱国忠结束了10年的刑期，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当年，他34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高墙电网的包围中度过了。此时此刻，朱国忠并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他思母心切，归心似箭，当即搭乘一辆便车来到武昌火车站，买票挤上了开往锦州的火车。
踏进家门，朱国忠终于见到了阔别十几年的父母。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昔日满头乌发、精明干练的母亲，如今已是两鬓苍白，咳声不断，忧郁成疾。由于身体不好，她50多岁就已病退在家了。直到这时，朱国忠才知道，在他服刑期间，父亲和弟妹们的提拔重用、参军进步等各方面，都因他是“反革命”导致“政审”不合格，从而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更使朱国忠觉得愧对家人，痛苦不堪。
1986年初，在家人和亲友的关心下，朱国忠与一位比他小10岁的黑龙江漂亮女子在锦州结了婚。从此，他那颗受伤的心才得到一丝慰籍。同年11月14日，朱国忠迎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法院根据他的申诉，再审宣告他无罪。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多久，事情又发生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变化。
1987年6月5日，正当朱国忠忙于恢复工作、落实待遇时，法院再次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以前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陷入困境的朱国忠，被迫两次申诉。
1994年，朱国忠结婚后的第8年，可爱的儿子出生了。在此之前，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乖巧漂亮的女儿。现在是有儿有女，夫妻俩高兴得合不拢嘴。其间，朱国忠凭着勤奋聪明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当地做汽车装饰生意，并赚了一笔钱。他不仅新购了商品房，而且还拥有了汽车。
然而，10年牢狱之苦和“反革命”的帽子让他郁郁寡欢。在出狱后的10多年里，他先后20多次往返于锦州和宜昌之间，每次光各种开销就要上千元。妻子和亲友都劝他现实一点, 放弃申诉算了。但朱国忠决心已定, 他说:“就算倾家荡产, 我也要讨回清白! ”
2000年，忍无可忍的妻子终于提出和他离婚。朱国忠为了不连累家人，只得含泪表示同意。他与妻子商定，读初中的女儿由他抚养，6岁的儿子随母亲生活。他还把房子和变卖汽车等财产后的数万元存款，也全部给了她们母子，自己只留下了几千元的盘缠。从此，他独自一人继续进行着艰苦的申诉。
申诉路上多辛酸
幸遇好人“杨三姐” 为了节省从锦州到宜昌之间的往返开支，朱国忠首先选择了最便捷的行车路线。其次，在生活开支方面尽量节约，做到不在路途中购买食品。每次临出发前，他都要找几个饮料瓶子，灌满冷开水；再就是买上几十个馒头，带上几袋萝卜干和榨菜。渴了，喝自带的白开水；饿了，啃冷馒头，吃榨菜萝卜干。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亏‘杨三姐’大义相助啊！不然的话，我也坚持不到今天，更不用说申诉成功了！”朱国忠一提起他在宜昌遇到的“好人”，心里就显得十分激动和兴奋。“杨三姐”今年50岁,她2001年9月承包了街办企业“学院街旅社”。由于她敢于仗义直言，还经常无偿救助素不相识的困难群众，因而深得社区街办和学院街派出所的好评。她在家里兄妹中排行老三，所以人们就尊称她为“杨三姐”。
2001年11月上旬，朱国忠又踏上了锦州开往武昌的火车。在车上，他由于连日劳累，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下车时一摸口袋，装在里面的800元钱早已不翼而飞。幸好，他放在编织袋里的馒头、榨菜和冷开水都还在。身无分文的朱国忠，只得风餐露宿，徒步而行。他用了3天时间，从武昌火车站沿公路步行150多公里到了仙桃市。当他啃完最后一个馒头，喝完最后一瓶水之后，由于连日劳累体力不支，就晕倒在公路边上了。刚巧，一辆回宜昌的出租车发现及时，顺道把他带了回来。因为在车上朱国忠曾迷迷糊糊地提到，要找老板人好的便宜旅馆住，所以司机就把他送到了学院街旅社。“当时老朱头发蓬乱，眼窝深陷，双眼布满血丝，身上尽是灰尘，双脚磨烂了直流血，鞋帮子也穿了，就象个要饭的叫花子！”“杨三姐”快人快语，她这样向记者形容第一次见到朱国忠时的情景。第二天，朱国忠一觉睡到下午3点才醒来。当他向“杨三姐”讲述了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后，这位素不相识的女老板感叹不已，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她一面安慰朱国忠，一面鼓励他继续申诉。当“杨三姐”得知朱国忠目前已陷入身无分文的困境时，她当即毫不犹疑地说：“你就在我这里吃饭住宿，先不要谈钱的事。”“你将来申诉成功了，有钱就还，没钱就拉倒，算我积德又做了一回好事！”听到这些暖人心扉的话语，朱国忠感动得直搓双手，嘴里不知说什么好。
艰难申诉三十年
终审判决还清白 就这样，朱国忠在学院街旅社安顿下来了。他每天奔波回来后，尽管身心疲惫，但一日三餐都能和“杨三姐”及服务员同桌吃饭，俨然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使他感到身在异乡不孤独, 更加坚定了申诉的信念。
2002年9月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兰芳亲自接待了朱国忠，并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此后不久，他的申诉材料转到了立案庭。因此案涉及到纠正原审错误判决，立案庭又按程序将材料转到了审判监督庭。
从1975年到2004年，朱国忠为洗清“反革命”的罪名，进行了长达30年的艰难申诉，写下了100多万字的申诉材料。当记者问朱国忠凭什么力量支撑这样长期苦苦申诉时，这位坚强的东北汉子更是语出惊人：“凭着对共产党的信念！因为党讲实事求是，讲司法公正，讲以人为本啦！”
2004年3月5日，朱国忠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这一天，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3）宜刑再终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原有的4次有罪判决，宣判朱国忠无罪。并宣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书中说，朱国忠向外投寄挂钩信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其行为，实为在敌台广播诱惑下受骗上当，目的在于向敌特机关索取钱财，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也未进行反革命活动。原判定性错误，应予以改正。
“我当时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了！”朱国忠说，30年了，他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所以想请媒体帮忙捎一声：宜昌的法官，我老朱谢谢你们了！”
朱国忠还告诉记者，他已深深地爱上了宜昌。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 是块发展的好地方。他准备约老家的生意朋友来宜昌, 继续重操旧业, 新开一家汽车装饰公司。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特约记者、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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