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网今天发出邓伟志、何茂春和张超三位学者的文章（另两篇见邓伟志：《和谐社会是公平社会》、何茂春：《煤呀，你怎么那么黑？》），主要讨论社会公平问题，而公平和公正在教育领域尤其显得复杂，在一个利益社会里，如何找出公平和公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社会问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解决这些难关。此文有两个版本，前一稿为第二版，后一稿为第一版，请注意查看。] 高等教育高收费：公共政策为何排斥社会公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超 2005年10月22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有很大的发展，政治运动对高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减少了，教学质量比70年代明显提高了，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中国并未改变其威权政治体制，政府的权力在不受监督的状态下深深嵌入各种经济活动，其自利的属性展现得日益充分，贪污腐败事实上逐渐合法化了[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2]，中国随即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等教育行业全面高收费的教育制度“改革”。高收费政策的实施确实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却把高等教育开支转嫁给了民众。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高收费造成患者负担过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承诺未能充分兑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高收费、医疗高收费、公有住房商品化和社会保障落空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对占人口将近九成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竭泽而渔”式掠夺。在高等教育高收费现象面前，持不同立场的人发表了各种看法，本文所讨论的是，究竟这一公共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应当如何来认识这一政策的合理、正当性。
一、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功过是非 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原本的含义是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但是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却被刻意地作了错误的解释，于是在国人的概念里，教育产业化的含义变成了以商业化经营思想为指导、把高等教育发展成盈利行业，这个口号实际上成了“高教高收费政策”的保护伞。
追根溯源，教育产业化的发源地是美国。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促进，后来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此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等，于19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尝试，开辟了一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存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的本意乃是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体化研发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大学从未改变大学的非盈利性质，也不曾为增加学费收入而盲目扩大招生数量，它们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些学校关心的不是办学收益，而是发展和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
对于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有各种各样的辩护词。笔者在此引用一位善于领会中央精神的官员的文章，其作者是身兼“葛洲坝教育委员会主任”和“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总经理”职务的陈邦峰。他在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培育教育市场，繁荣教育产业”的文章[3]中说，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必然抢抓机遇，用产业的思想发展教育，即走教育产业化道路。这对于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加强两基工作，提供更为公平的中、高等教育的机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及实现教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按照这位主管地方教育的官员的解释，中国的“教育产业化”要为“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服务。把这样的官样文字“翻译”成民众易懂的语言，就是“通过让高校尽量多收费来减轻财政加给国有企业的税负，同时用涨大学学费的方法把民众的储蓄尽量掏出来，注入需求不足的消费市场，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个政策主要服务于政府的目标，而对社会上的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地毫无益处。
中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的一篇文章[4]则明确表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真正着眼点无非是民众的钱袋。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1998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另据有关统计资料反映，城乡居民预期消费倾向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老百姓手上有钱，也愿意为教育花钱，缺的只是让他们的子女花钱受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只要他们拿出存款的1%，就大体相当于政府拨给现有1,022所普通高校一年的经常性费用。”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着内需不足的问题，其基本原因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日益增加，政府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开支负担，越来越多的城乡家庭入不敷出，只好看紧荷包，惜支度日。在全国还有8,500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5]，城市“下岗”员工再就业困难长期无法缓解，“三农”问题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用来配合扩大内需政策的教育高收费措施却倒果为因，利用民众不得不为子女前途花钱的心态，逼着惜支度日的民众挖出积蓄来为政府“创造内需”。这样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何况，即便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掏空了民众的口袋，只会进一步促使民众节省开支，进而造成更大的内需不足。如果说，这样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上届政府“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主要举措，那么它不过是“以教敛财”、“唯钱是举”的一件外套，既无法振兴经济，也不可能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引上正确的轨道。
在国民经济内需不足、大学毕业生就业日益艰难的背景下，以“高等教育高收费”为前提的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是政府和大学的教职员工。大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大幅度上升，政府则不必为高等教育增拨经费，可以省下钱来为公务员加工资、安排更多的干部出国“考察进修”或为更多的干部配备私用公车。
虽然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交纳高额学费后得以跨入大学的校门，但以如此高昂的成本完成了高等教育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找不到一份能够既养活自己又能偿还教育费用的工作。更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家庭里家长或学生由于学费无着而自杀[6]。
按照目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目前在“教育产业化”招牌下不断升高的大学学费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些家庭的承受力。其结果必然是“大学校门向钱开，有能无钱莫进来”，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为学费门槛太高，无法通过努力学习而顺利踏上社会升迁的阶梯。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正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所言：“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7]”
与20世纪前半期比，目前公立大学的学费甚至比那时的“贵族大学”还贵。有人撰文指出：“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4,800元。[8]”至于复旦大学那种EMBA专业23万元的学费，显然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虽然在实行教育高收费政策的同时，也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但在实行中却是“两头热中间冷”，中央政府和贫困学生的期待很高，而银行却兴趣索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该校贫困生比较集中，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因为该校的专业以农业为主，毕业生在非农行业就业不易，银行担心学生无法偿还贷款，所以不愿意给贫困生贷款。[9] 出于同样的原因，湖北省2001年有800万元助学贷款贴息无处可花。[10]
有了“教育产业化”这道“令箭”，高等教育系统放手敛钱，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而千百万父母辛劳一生为子女缴纳的学费却并未完全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经费。虽然一些大学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了，高楼林立，田径场跑道塑胶化了，但大学的软条件并未有太多改善，很多教授终日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和商业性活动，鲜有充分的时间给研究生授业。在“盘活教育存量，扩大教育增量，提高现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口号下，高校高收费和低服务质量变得十分普遍，正因为如此，教育收费不当便顺理成章地列为国内价格举报6大热点之首[11]。
以西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是教育部在西南唯一的一所直属师范院校，这所大学破旧的两座图书馆大楼要支撑4万多师生的使用。由于网络、自考等本应在校外进行的教育活动带来了大量学生，他们占据了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空间。每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夕，学生们为了得到一点自习空间，凌晨5点多就起床在图书馆门口排队，希望在6点钟开门时占得一席之地。该校本科生的公共课程如英语、逻辑学和计算机课程，相当一部分是由在读硕士授课。由于教学质量下降，考试时学生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往往要作弊，于是反作弊竟成了教育部最关心的本科教学管理活动，河南若干大学甚至要发动史无前例的“反考试作弊宣誓签名”[12]。
目前，在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带动下，现在中国连中小学都开始出现了“产业化”倾向。例如，重庆市巴南区一品镇中学为完成镇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47.06万元，向学生乱收费。2003年11月，该校向镇政府交了几十万元后，再也没钱交了，镇政府便停了学校的办公经费。一品镇中学实际上成了为镇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一个“企业”，只要学校开门“营业”，镇政府就伸手要钱。\字号(3){[13] 当“教育产业化”的歪风刮到中、小学之后，宪法规定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就被破坏了。
二、如何看待违反社会公正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 最早向中国政府建议通过大学扩招以刺激经济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敏。据报导：“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14]。汤敏本人在他的“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一文文末（载于“中评网”）特地指出，该文“1998年11月呈交有关领导”。可是，当“发展教育产业”由“天使”变成“教育产业化”这个“魔鬼”之后，汤敏却竭力否认他是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并改而主张起“教育公平”来了。
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向当局提供政策建议，这与中国士人的旧传统“奏折”文化有关。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一项政策建议是否真正对国家负责，有一个衡量标准，即是否从社会公正出发。那些迎合官方需要、却有损社会公正的政策建议早晚会损害提议者的名誉。
这场“教育产业化”方现端倪，从主流媒体到大学讲坛，从网络论坛到官方场合，反对声便不绝于耳。
2002年4月，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15]”吴敬琏指出，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如果不区分情况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目前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他认为，这些都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指出：市场经济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市场化；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英美，教育的主体也是公立学校，而且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他针对所谓的“扩大内需”一说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以为“400万个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交费3千元，就可以每年扩大内需120亿元”，这种想法是思维短视化，因为这样的算法没有考虑大学收费对家庭支出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千万，假定其中1,500万准备考大学，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是2,700万。如果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准备子女上大学而增加储蓄1千元（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加起来就是270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150亿元。[17]
至于“教育经费紧张”，丁宁宁指出，紧张的主要是基础教育经费这一块，原因在于国家投入过低。城乡教育附加税费一年也不过几百亿元，只要在总额超过1万亿的财政收入中挤一挤也就出来了。如果为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迫使中小学通过各种不规范的做法来挣钱，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小学各种名目的收费不断增加，已导致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辍学。高等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近年随着大学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公立大学的办学方向，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的竞争理念。大学可以收费，但对于录取分数线以上的学生，收费水平应控制在使他们在毕业后两、三年里能够还清助学贷款的范围内。
然而，这样的反对声音却一直被政府忽视，高校教工则多保持沉默，毕竟高校高收费能给许多人直接带来利益，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社会公正就被扔在一边了。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赞成“教育产业化”[18]。他们认为，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收费可以缓解义务教育办学经费的紧张问题。
在“教育产业化”话题上，新左派学者的批评最激烈，这样的批评进而延伸到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比如，有人说“教育产业化”是国际资本秩序和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内的拓殖和复制[19]。新老左派举着所谓“公正”旗帜，认为市场经济将扩大人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导致人的异化，他们强烈要求增加政府管制，很少甚至从不考虑政府管制是否过度的问题。这种批评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支持威权体制。
很显然，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措施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排斥民意、损害社会公正原则的一个典型表现，它与“国际资本”无关。在民意表达受到种种限制，民意对决策无法施加影响的威权体制下，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没有制度化保障，光靠少数声音的呼吁，是无法维护社会公正的。
毫无疑问，社会公正只有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才能实现。没有自由，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正；而一国若不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即使看上去最彻底的自由市场政策，也不能在该国实现自由和公正。缺乏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市场化最后必然通向权贵经济，而威权体制下权贵利益集团很容易操纵公共政策为自己的群体利益服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国被现实证明了。
【注释】
[1]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页22。
[2] 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www.molss.gov.cn/correlate/zf1999613.htm)。
[3] 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7.htm)。
[4] 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8.htm)。
[5] 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坚披露：“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底，我们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还有5,600多万未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贫困人口。”(见中国扶贫信息网网站，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059.htm）。
[6] 2003年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介绍了陕西省榆林县农民景统仕的情况，他家家徒四壁，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景统仕一连几天外出借钱，均无功而返。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开具证明函，说明其家境困难，以便女儿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无奈当地的政府机关却不肯协助开具这个证明函。后来，这位走投无路的农民喝下农药自尽。在摄制组的镜头面前景艳梅痛哭流涕：“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同样的情况也在陕西发生过，宝鸡市的“下岗”工人丁平良得知儿子丁炜考上了复旦大学，因学费昂贵，只得向其老板催讨拖欠的工钱凑集学费，结果未拿到钱，不得已跳楼自杀(见2002年8月29日《华商报》)。
[7] 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5月号（总第38期）。
[8] 陈明远，“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9] 新华网广州10月12日电(http://edu.sina.com.cn/l/2001-10-12/16879.html)。
[10] 见http://edu.sina.com.cn/l/2001-09-06/15607.html。
[11] 见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154.htm。
[12] 见http://news.sina.com.cn/c/2004-01-02/04052524452.shtml。
[13] 见《重庆晚报》2004年1月12日报导。
[14] 见《商务周刊》，2004年第21期(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626)。
[15] 见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载2002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
[16] 出处同上。
[17] 见2002年4月5日《经济日报》上“教育领域不能随意引入市场机制”一文，亦见于《扬子晚报》网站(http://www.yangtse.com/gb/content/2002-04/16/)。
[18]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03年8月举办的“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论坛”会上说：“从经济学家角度看，就是怎么使资源更有效的问题，教育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产业，就是公平的问题和外部性的问题。公平就是要使得每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这也只能够上到初中，贫困生能不能上大学？如果因为穷不能上大学这是很可惜，所以需要社会各种的机制帮助他，但这不属于教育领域本身的问题。”茅进一步指出：“教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它也牵涉到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总想上好学校，而好学校不是那么多，谁有资格上好学校？而学校的好坏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办得一样好。它一定有好有差，当然我们想办法帮助差的学校，但帮助完了之后，整个学校中间还是有好有坏，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maoyushi-zxzp-41.htm)
[19] 旷新年，“学术应与哪个国际体系接轨”，载《环球视野杂志》(见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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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此文分首发稿和修改稿，上边的是修改稿，现在作者传来了首发稿，现附于修改稿下面。] 高等教育高收费： 中国的自由公正到哪里去了？(首发稿) 张超 2005年11月11日 伴随着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诸多“奇迹”，具体表现在：1952年模仿苏联进行教学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废除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开展狭窄的专业训练；1957年 “引蛇出洞”，在教育文化界进行了政治大清洗；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被关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过多的政治运动使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荒废了，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1968年毛泽东宣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广大城市青年被吊销代表其相对乡村出身优势的城市户口，强制迁往农村，失去了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即使不考虑教学质量等因素，单就招生规模和入学率而言，中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中国高等教育本已落后，频繁的政治浩劫则使其供求形势更加紧张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多少取得了一些发展：政治运动对高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仍然存在，可是毕竟少了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类的荒唐之举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一些重要成果也开始扬名世界。然而，由于中国并未改变其威权政治体制，即使1992年进入了以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自由市场建设阶段，官方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依然视自由主义理论为洪水猛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见落实，政府权力失去监督并且深深嵌入民间的各种经济活动，其扩张和自利的固有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腐败的合法性 [1] 。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收费的教育新设计。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2]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的实施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确实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这种负担转嫁给了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由于并未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承诺，高收费政策演变为对中国社会“竭泽而渔”的掠夺。高等教育高收费过程中政治界、知识界和民众三种角色各自的反应和结局令人深思，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发展方向。
一、并非产业化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 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于发展教育产业。然而什么是产业、什么又是教育产业呢？他们没有指出来，将这些名词的解释权留给了这个政策的操作者：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属下各个高等院校。
我们追根溯源，从教育产业化的发源地美国来分析这个词语的内涵外延以求为中国的公共政策寻找一些解读路径。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等，则于19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尝试，开辟了一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存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中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乃是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研发模式；确切地说，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乃是教科研生产一体化。
在办学过程中，这些大学并没有改变其基本宗旨：继承和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奋斗。这些学校也没有因其深受大众欢迎而增加缴费数额和招生人数以实现办学经济效益。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总量一直保持在6400人左右，其中本科生仅有4600人。斯坦福大学则是私人办学的，它长期拒绝美国政府资助，也没有为了“盘活教育存量，扩大教育增量，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唯钱是举。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在其就职演说中，解释了他们进行教育产业化的原则底线：“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 [3]。”在挪威、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高等教育这一块则是基本免费的。
而在中国，2004年5月11日 ，身兼 “葛洲坝教育委员会主任”和“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总经理”两职的陈邦峰发表了一篇名为“培育教育市场 繁荣教育产业”的文章 [4] 。应该说，双重身份显示了作者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也点名了作者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经济根源。引用江泽民讲话后，作者指出：“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必然抢抓机遇，用产业的思想发展教育，即走教育产业化道路。这对于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加强两基工作，提供更为公平的中、高等教育的机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及实现教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作者一下子就从领导人的讲话中“必然”出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还指出 “教育产业化”的目的是“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 “提供更为公平的中、高等教育的机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和“实现教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义务。“体制和模式的历史性转变”是官样文字，为了体制和模式的转变而转变是毫无意义的，关键在于另外几条，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和“提供更为公平的中、高等教育的机会”。最后，陈还指出，他们的措施是得到了“省政府、省教委、省教科所的支持、指导”的。他还津津自诩：“改革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重视，总结材料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交流。” 由此观之，这场改革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的同意和鼓励。
何以 “产业化”能扩大内需、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资料表明，1997年，我国教育人口共28316万人，占总人口的22.9%，约占世界教育人口总数的1/4，而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低于3%。1996年，全国高等教育平均每个教师负担7.5个学生，相当于50年代初期的水平，资源闲置现象突出。”论文数字不给来源、引用不给出处是这些教育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拿手好戏，正如他们非常善于“必然”一样。陈还指出，“即使是中小学，家长也愿意出几千甚至几万元选择一个好的学校，更不用说高等教育了”，因此， “我们必然加强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消费知识，帮助消费者修正那些不良的传统消费行为，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即使有些人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高收费，我们也“必然”要创造条件让他们高缴费。又一个“必然”，这样几个“必然”下来，中共中央的“发展教育产业”成了“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又成了“教育高收费”。此时的“教育产业化”，已与其本质风马牛不相及。
作为高校最高负责人，中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也撰文指出 “非义务教育必须产业化”[5]。这位大学的书记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指出，在中国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开支国家应负全责”（其实中国中小学的收费之高几乎人所共知，即使在“产业化”之前，这个规定也未真正落实过[6]），而国家财力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减轻政府负担，非义务教育必须实现“产业化”。作者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公报，1998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另据有关统计资料反映，城乡居民预期消费倾向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老百姓手上有钱，也愿意为教育花钱，缺的只是让他们的子女花钱受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只要他们拿出存款的1%，就大体相当于政府拨给现有1022所普通高校一年的经常性费用”。
论证过程中，徐使用了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最擅长的“根据有关资料反映”这样的话语。其次，徐又指出，教育高收费有利于扩大内需。为了达到目的，他将他的主张和批判“法轮大法”联系起来了，指出“教育产业化”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因为“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基础正是教育。”此时，似乎没有 “产业化”，就很难批判“法轮大法”。作者大概想告诉世人倘若不采取他的建议，他们所进行的根本就不是“教育”。在他眼中，“产业化”俨然是教育的唯一形式了。
这场掠夺还肩负有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任务。“教育产业化”蓬勃发展之年，正是1990年代末期，当时中国陷入了经济萧条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主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指出，扩大内需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于是，各式各样的“扩大内需”政策出台了，首先是给公务员加工资，“高薪养廉”，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官方反腐败，然后银行减息，据说中国银行存款太多了，要千方百计让民众把钱取出来消费掉。可是民众不愿意消费，据说原因是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加上中国人民素来尊师重教，那就投到教育事业中来吧，最好是高等教育。
理由如此充分，看来教育高收费是势在必行了。于是，没有任何民间参与的听证活动，没有各级人大的讨论批准，甚至连政协这样的论坛议论的程序也没有，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授意下、在各级物价部门的批准下，教育高收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中国的决策历来都是不向民间开放的。让民间参与教育收费的决策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太低”。如此低的公民素质，怎么可以让他们参与决策呢？既然 “实质正义” 有了，就可以不吝惜“程序正义”，只要消费者形成了“正确”的消费观念，只要他们意识到他们享受了服务就必须付费。徐敦楷们说到做到、马不停蹄地进行了一项据说是朱政府最大任务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俨然只剩下那“必然”了的“教育产业化”。
二、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的实施和恶果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7]。”马克思曾经如此诅咒过万恶的资本奴役制度，今天这个制度来到了这个据说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3年6月8日晚，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里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家徒四壁，在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无功而返。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盖章证明其家境困难以方便女儿申请学校困难补助，无奈这个证明章也未盖下来。后来，这位农民喝下农药自尽。镜头里景艳梅痛哭流涕：“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同样在陕西，宝鸡“下岗”工人丁平良，在得知儿子丁炜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后，向其老板讨拖欠工钱凑集学费不得，跳楼自杀 [8] 。
劳工阶层民不聊生之下，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特色的严重腐败屡见不鲜。广西一名考生原本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却被要求先交10万元，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将退回档案。腐败案发后，2004年8月16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北航校长李未就其招生丑闻公开表示道歉：“在北航这样的一个名校，出了这样的人，我感到很羞耻，尤其他们之中有两个是教授，全部是党员，受党多年教育，最后却堕落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这项腐败案件很有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样的背景下，不公平现象进一步严重化了。转引自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网络的一个表格将自高收费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描述得一清二楚。因此，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指出，“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像：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9]”。
三十七所高校展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单位：%）
国家重点 一般重点 普通高校 地方院校 高校样本总体 城乡及职业阶层差距
城乡差距 农村 26.8 36.2 28.4 48.7 35.6 1
城镇 73.2 63.8 71.6 51.3 64.3 5.8
职业阶层差距 农民 21.8 30.8 29.8 45.6 31.4 1
工人 23.1 19.5 23.4 17.2 20.8 2.5
党政干部 14.4 12.6 9.7 9.5 11.7 17.9
企业管理人员 10.3 8.9 8.2 6.0 8.4 12.8
专业技术人员 16.4 14.4 12.0 7.1 12.7 9.4
个体私营业主 3.7 5.0 3.5 5.6 4.4 3.4
军人 0.8 0.5 0.8 0.6 0.7 --
其他 9.5 8.3 12.6 8.4 9.9 --
出处：根据谢维和、李雪莲《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载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提供的资料及《中国统计年鉴1996》的相关资料算出。以1995年为基准年度。
中国宪法上无不写着这个国家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这个联盟的成员是千千万万类似景统仕的工人和农民，据说前者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后者是这个阶级的天然盟友，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体，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今天国家的“主人”向他的“公仆”申请困难补助被拒绝了。不仅如此，这些“公仆”还千方百计论证着现状的合理性：惟有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天然支配者。具体到“教育产业化”上，谁要是没有向“公仆”们交足够的学费，谁就没有资格享受公办教育的成果。
中国政府积极鼓吹“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实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收费听证等程序所支撑的公民决策参与权，没有公民缴费后所纳学费用途的知情权，没有普通学员教员对学校管理人员的监督权和制约权，很难想象能有卓有成效的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对权利。除非放弃高等教育，公民对高收费这样的既成政策惟有默默忍受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根据官方的统计，全国还有6000多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0]城市“下岗”人员则不断产生，“三农”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这种社会发展条件下，试图通过教育高收费实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不是一种野蛮的想法吗？将公民的温饱消费权转变为“受教育权”，仅仅是消费方式的转移而已，而这种转移则是对公民生存权的剥夺。如果我们将公民的受教育权纳入发展权，政府积极鼓吹的这个“人权的基础”也就被肢解了，从而让公民的自由权利丧失得一干二净。
“产业化”后，中国大学的软条件并未有太多改善。扩招后，教师素质和数量并没有相应“扩招”。即使撇除屡见不鲜的腐败和浪费现象，千百万父母辛劳一生缴纳的学费并未完全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经费。中国大学乃是党委集中领导下的，各种各样的党团费用占去了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办学经费。即使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经费，学生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受益者呢？既然教育是一个消费行为，学生作为消费者，他们又有多少权利进行消费过程的讨价还价呢？倘若学校提供了货不真价不实的“商品”，学生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诸如选择自己喜欢的导师等根据消费经济学看来天经地义的“消费权利”在中国素来只是一种理想。一个导师带着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学生这样的报道，时常见诸中国的媒体。很多教授，终日繁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和商业活动，鲜有充足的时间来给研究生传道授业解惑。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收费问题便顺理成章地列在了国内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之首 [11] 。
高等教育高收费确实提高了大学的办学硬件，一些大学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了，高楼林立了，田径场跑道塑胶化了。然而各级政府和高校并不太关心学校其他办学条件的改善。西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在西南唯一的一所直属师范院校，这所院校破旧的两座图书馆大楼要支撑学校四万多师生的使用。网络、自考等本应在校外进行的教育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他们占据了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空间。每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夕，为了仅有的自习空间，学生们凌晨5点多钟就起床等候图书馆在六点钟开门。这些本科生的公共课程如英语、逻辑学和计算机课程，相当一部分是由在读硕士授课的。教学质量的下降，期末考试时学生为了取得优异成绩总是要作弊，于是反作弊竟成了教育部最关心的本科教学管理活动。为此，河南若干大学进行了反考试作弊宣誓签名 [12]。
三、被忽略了的反对声音：知识分子的尴尬角色 这场改革才呈现端倪，从主流媒体到大学讲坛，从网络论坛到官方场合，反对声便不绝于耳。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的文章。作者薛兆丰指出，“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薛还指出，“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具体指出教育质量是如何下降，而是认为如果学费下来了，师资力量就要下降，而一旦师资力量下降了，教学质量就下降了。可见，在收费问题上，作者并未跳出陈邦峰的思路。
不同的是，这位作者指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允许民间办学。只有允许民间办学，才能打破政府办学的垄断地位，形成竞争，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一直阻挠民间办学的发展，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刚刚被废除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这部行政法规长期规定教育事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 [13]。截止到1998年底，中国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共计6万余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共1274所；民办中等专业学校1036所；民办职业中学689所；民办普通中学（初中）：1702所；民办小学：1806所；民办中小学校的数量仅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0.5%左右；民办幼儿园25000余所。其余均为各类培训机构。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总数：约1066万 [14]。长期以来民办教育还在生源、教师福利等方面受到来字官方的各种各样的限制 [15] 。谈到真正的产业化，根源在于政府的管制太多，中国教育产业化的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换而言之，中国教育的落后，实质上是“政府失灵”的结果。
2002年４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时说：“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吴敬琏还指出，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 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 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如基础教育,因为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在高等教育高收费带动下，连中小学都“产业化”了。2002年，浙江金华第一中学通过摇号来决定择校生名额，将教育招生变成了赌博活动。正是在这个城市，2000年发生了高二学生徐力噬母案 [16]。《重庆晚报》2004年1月12日报道，巴南区一品镇中学为完成镇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47.06万元，不得已向学生乱收费。2003年11月，学校向镇政府交了几十万元后，再也没钱交了，镇政府便停了学校的办公经费。一品镇中学成了镇政府财政收入名单上的一个“企业”，只要学校开门营业，到年底就得给政府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否则就挨罚。
吴敬琏还指出，如果不区分情况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目前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他认为,这些都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 [17] 。2004年2月13日，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加爵残忍杀害同室四位舍友案件，社会各界纷纷将其归咎于马加爵的贫困而被同学歧视导致的不良心理，最典型的刘继忠发表的“马家爵代表的社会群体应受到高度关注”一文 [18] 。
2002年4月5日《经济日报》 “教育领域不能随意引入市场机制”一文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指出，市场经济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市场化。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英美，教育的主体也是公立学校，而且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所谓“扩大内需”一说， “如果400万个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交费3000元，就可以每年扩大内需120亿元”这种想法是思维短视化。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大学收费对家庭支出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000万，假定其中1500万准备考大学，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是2700万。如果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准备子女上大学而增加储蓄1000元（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加起来就是270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150亿元[19]。
至于“教育经费紧张”，丁宁宁指出，主要是基础教育经费这一块，原因在于国家投入过低。城乡教育附加税费一年也不过几百亿元，只要在总额超过一万亿的财政收入中挤一挤也就出来了。如果为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迫使中小学通过各种不规范的做法来挣钱，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小学各种名目的收费不断增加，已导致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辍学。高等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近年随着大学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公立大学的办学方向，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的竞争理念。大学可以收费，但对于录取分数线以上的学生，收费水平应控制在使他们在毕业后两三年里能够还清助学贷款的范围内。
教育高收费的配套政策正是国家助学贷款，但它在实行中 “两头热中间冷”。华南农业大学是贫困学生比较集中的高校，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因为学农，就业没有那么顺利，银行就格外担心学生不还贷款也不愿意给贫困生贷款。于是只好由学校用从学费中挖出流贷款基金的办法解决学生学费问题 [20] 。由于银行不愿意给学生贷款，湖北2001年800万助学贷款贴息无处可花 [21] 。华南农业大学学费的改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学生学费的问题？一个学生连学费费用都不能解决，他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确保其生活基本费用？
张保庆深情地回忆起他在1960年代可以通国家助学金完成自己的学业，教育部也多次承诺“决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发达国家普遍建设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北欧福利国家甚至有“从摇篮到坟墓”之说，而中国却在社会保障制度远远滞后的情况下大力推进所谓住房货币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雷声大雨点小，这些直接施惠于普通公民的改革措施迟迟未见进展。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享受到，普通民众怨气滔天，政府合法性迅速失去。
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不仅是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而且还是政治动荡的诱发因素。1947年5月，上海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共发家于人民革命运动，现在似乎已经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在它的内部，多少年来得益于它的各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专家教授竟然对此视而不见。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缺失，除了歌功颂德，对一个执政党还意味着什么？
即使《解放军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的反对也无济于事 [22] 。传统共产主义学说规定，“社会主义” 国家的教育是国有公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个极其抽象的经济学概念，代替“全体人民”行使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乃是各级各地的政府和它们大大小小的组成人员：各级官吏。所谓“国有公办”，不是说中国普通公民不必为此承担办学成本，而是中国教育的办学成本是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的。
中国一直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一个公民纳税后 “免费”享受了教育的好处，在这样一个权利义务观念尚不明了的社会，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搭便车”。中国仍处于臣属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时期，普通公民习惯于对国家履行义务而不积极争取公民权利，各级公务员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社会草根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他们看来乃是可以熟视无睹的。高收费的理论基础竟然可以在任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到，况且知识界政治界已经多次指出改革的阵痛据说是可以让一部分人承受的，于是草根阶层的利益表达被忽视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渐渐地被忽略了，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呼之欲出。
四、一个伪命题：自由主义是罪魁祸首吗？ 2003年8月举办的“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论坛”会上，经济学家茅于轼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得出，教育只是一个一般产业，必须赚钱和赢利。“从经济学家角度靠就是怎么资源更有效的问题，教育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产业，就是公平的问题和外部性的问题。公平就是要使得每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这也只能够上到初中，贫困生能不能上大学？如果因为穷不能上大学这是很可惜，所以需要社会各种的机制帮助他，但这不属于教育领域本身的问题。贷款、或者慈善机构的帮助”，茅还进一步指出，“教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它也牵涉到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总想上好学校，而好学校不是那么多，谁有资格上好学校？而学校的好坏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办的一样好。它一定有好有差，当然我们想办法帮助差的学校，但帮助完了之后，整个学校中间还是有好有坏，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23] 。”
在茅于轼看来，教育收费与农民种田赚钱本质上是一样的事情。如果教育产业不营利，那就停止了。即使教育界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收费过高、教学质量下降，“从长远来讲，市场也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假冒伪劣企业肯定是长不了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收费还可以缓解义务教育办学经费的紧张问题，“事实上一方面我们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要等到全部义务教育的钱统统都落实之后再来给高等教育拨款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只不过对拨款的先后顺序应该大体上有一个原则，这是不错的。首先照顾义务教育，尤其是穷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必须在思想上一致起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新政府的方针，得到大家的赞同，首先要在教育经费上落实。”
刊登于2004年江苏高等教育杂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教市场化”一文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这股思想指向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作者朱新涛博士指出“熟悉哈耶克理论的人们应该承认他的主张在‘立场’的定位上可以用为强者说话来概括” “他的理论主张所具有的强烈的强者立场必然带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冲突”。
在“教育产业化”话题上，比朱新涛更激烈批评自由主义思潮的是新左派学者。有人说，“核心期刊”和 “教育产业化”是国际资本秩序和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内的拓殖和复制 [24] 。姚齐源甚至以这样的语气批评同样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吴敬琏：“纵观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已经可以说是‘比供应学派还供应学派’了——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利资本不利劳动的路子：一方面，是按照厉（以宁）老师倡导、吴老师赞同的‘靓女先嫁’、‘不贱卖更流失’、‘效率先于公平’等谆谆教导，加速了国企资产向私人手中转移和劳动者，制造出庞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住房和医疗改革、靠‘教育产业化刺激需求’等猛药，又大大减少了劳动者占有公共资源的份额，使其从收入弱势走向财产弱势。”歪曲了大量事实后，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反学阀”，否则，“一个朝气蓬勃的‘吴市场’用其改革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今天一个只剩下邯郸学步本事的“吴供应”，将肯定会误国误民[25]”。
新老左派高举所谓“公正”旗帜，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将扩大人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导致人的异化，强烈要求政府管制，很少甚至从不考虑政府管制的程度。但是，自由和公正的关系其实是内在的。弱势群体之弱，往往不是自由泛滥的结果，而是公平竞争环境的缺失。公平竞争首先是个自由权利的普及并落实问题。因此，也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提供最真实的民主和最可贵的公正。没有公开的竞争，就是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公正。换而言之，社会公正理想只有在自由民主路径上才能实现。令人遗憾的是，有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对经济学 “不道德”的不恰当鼓吹，[26]茅于轼等人对教育高收费的积极主张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误会。其实，只有蛋糕做大了，才能真正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正。效率是个人自由的实现问题，公正是个人自由的普及问题，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
一国若是缺乏宪政民主制度，即使看上去最彻底的自由市场政策，也不能在该国实现自由公正，缺乏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市场建设成果仍将落入既得利益群体的腰包，最终威胁到该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实现。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积极促进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从发展史来看，自由主义乃是主张民主主义与精英主义“共和”的政治思潮，在政治体制上主张混合政制，宪政制度就是最典型的混合政制。民主制度的理想归宿是共和的法治的宪政制度。宪政制度的精髓在于防止一切形式的专断统治，它包含代议民主制、分权制衡制、法治与司法独立、官员限任制、有限政府和责任内阁等政体精神和原则。
就法治而言，茅于轼认为，“法律应该是防止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他人侵犯而设置的，它通过界定人和人之间自由和权利的界限，来保障每个人的这些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但是就宪法而言，它特别是用来限制政府对百姓权利和自由的干涉 [27]。”就民主政治而言，茅于轼认为，“公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建设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需要我们持之以恒，顽强地工作，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使得中国人民改变面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互相尊重，善于通过协商求同存异的一个群体[28]”。在社会公正方面，这位自由主义学者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在社保基金问题上便是如此[29] 。联系到孙志刚案件和其他一些带有体制性根源味道的重大案件的法制化解决来看，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有悲天悯人之心的，最关注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以其对自由的坚定信仰和公民权利的积极鼓吹促进了社会公正与和谐的实现。
自由主义者在高堂之下、处江湖之远，连基本的政治参与都受到打压与限制。茅于轼主编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被当局禁止继续印刷，以至于作者只能无奈地进行口头抗议[30]。即使自由主义者鼓吹了一个不合乎国情的方案，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并非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政策的建议者和执行者分开来，前者没有义务为后者的政治罪错承担责任，除非后者是没有理性的未成年人。因此，自由主义者没有义务对教育部和各级高校的任何决策承担哪怕道义上的责任。将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在当下中国的罪恶归咎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无异于制造新的“国会纵火案”。
人们对自由主义存在着各种误解，如将自由主义单纯理解为个人对经济权利的绝对追求，认为效率是市场经济唯一的目标，自由主义从不考虑其他形式的平等，诸如教育文化上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实现和社会公义的促进。国内目前存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会。一些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鼓吹“腐败有理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31] 这种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歪理邪说虽然并没有反映出自由主义的真实想法，反而为进一步妖魔化自由主义提供了条件，成为中国思想混乱的一个根源之一。
适当调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者，现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在中国，公正的口号最能鼓舞人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必要大胆批判各式各样的伪自由主义思潮。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在中国最大的敌人可能并不是官方鼓吹的威权主义，而是深深扎根于民间的民粹主义思潮。因此，经济学家要积极承担起厘清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三者唇亡齿寒关系的责任。倘若中国经济学在其学术话语少去了“公正”二字，中国自由主义者就会更加孤独，这个国家宪政民主的道路就会更加曲折，公民权利的落实就会更加遥遥不可及。
注释：
[1]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 [第2期(总第85期)]，页22。
[2] 见中国法律资源网
http://www.lawbase.com.cn/lawdata/LawArticle.asp?id=b&ArticleNo=110979。在后来2003年3月1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的通知”里，国务院仍旧指出教育投资的政策是“ 改革和完善教育经费筹措制度，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征收教育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为辅的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但是国务院转发的这个通知似乎与中国社会绝缘，也未见其被落实的配套措施。转发的这个文件见http://www.lawbase.com.cn/lawdata/LawArticle.asp?id=b&ArticleNo=111068。
[3]转引自署名为 “雅科夫”的网络论文《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
[4]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7.htm。
[5]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8.htm。必须指出，这类文章几乎都有一个特点：1、偷换概念，途径是“必然”；2、数字没有来源，引文没有出处，如大量出现的“据有关资料统计”；3、空洞的不可操作的政治口号，尤其是涉及社会公正方面，或者干脆不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并非基于严格的教育学、经济学学理分析而得。
[6]、1986年4月1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1992年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当时的国家教委于同年4月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之第三章第十七条则指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怎样的收费算是“杂费”呢？这部行政法规没有作出说明，而是将其裁量权交给了各地方行政当局。这种模糊的规定事实上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开了一个口字。追问下去，我们便会发现，国务院的这个规定乃是对其上位法的否定。中国本来就存在很严重的城乡二元体制，这种体制加之乱收费，严重增加了农民家长的经济负担，政府对城市教育投资的严重倾斜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教育的落后局面。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是无知或者无耻，凭借他的人生阅历，就会承认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并不是免费的。由此来看，徐敦楷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开支国家应负全责”来论证高等教育必须由教育者承担投资费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虽然此项说明并不构成对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足够论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类似徐敦楷这样的决策思维现在比比皆是，而这种思维正是产生各类教育收费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
[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
[8] 见2002年8月29日《华商报》。谈到巨额的学费，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陈明远的“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一文。该文指出：“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4800元。”根据这个说法，丁同学必须缴纳的7000元学费在1930年代可以就读贵族学校；至于复旦大学EMBA专业23万元的学费，更非一般民众所能承受。
[9]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5月号（总第三十八期），见http://www.cuhk.hk/ics/21c/supplem/essay/0501035g.htm。
[10] 见中国民办教育网，http://www.cvedu.com.cn/newsdata/2/2003-05/20030516175008.html。
[11] 见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154.htm。
[12] 河南报业网-大河报，转载于http://news.sina.com.cn/c/2004-01-02/04052524452.shtml。
[13]《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见中国法律法规资讯网http://www.86148.com/chinafa/shownews.asp?id=3075。该条例指出， “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条例颁布于2001年4月5日，此时教育高收费已经如火如荼。落后的高等教育制度，极大地束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14] 见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20010823/208324.shtml。
[15]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坚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底，我们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还有5600多万未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贫困人口 ”（见中国扶贫信息网网站，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059.htm）。
[16]金华一中新生录取摇号事件见新华网杭州6月20日报道，人民网载于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0/20020620/757549.html。“金华四中徐力噬母案件”后，新华社北京3月1日发表了江泽民 “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一文。
[17] 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载于2002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
[18] 见红网， http://hlj.rednet.com.cn/Articles/2004/03/544883.HTM。
[19] 见扬子晚报网站，http://www.yangtse.com/gb/content/2002-04/16/content_343725.htm
[20] 新华网广州10月12日电，见http://edu.sina.com.cn/l/2001-10-12/16879.html
[21] 《楚天都市报》的这则消息转引自 http://edu.sina.com.cn/l/2001-09-06/15607.html。讽刺的是，教育高收费扩大内需的最积极鼓动者汤敏最钟情的正是“助学贷款”，他的建议现在看来乃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一系列文章读者可在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看到。“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见《商务周刊 》2004年21期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626）。在授权发表于中评网网站（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tangmin-gxkz-1.htm20020517/tangmin-gxkz-1.htm&luntantitle=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的“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一文文末，汤敏特地指出该文“1998年11月呈交有关领导”。汤敏乃是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负责该行东亚经济的研究工作。以其特殊身份和回家探亲的有限时间来看，汤敏可能并不了解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当“发展教育产业”由“天使”变成“魔鬼”之后，汤敏竭力否认他是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并改而主张起“教育公平”来了。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追问汤敏的道德情操已经毫无意义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在向当局推出某项政策建议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该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这是对一个国家的负责，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名誉的珍惜。
[22] 2000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见
http://www.pladaily.com.cn/pladaily/20001009/gb/20001009001068_TodayNews.html
[23]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maoyushi-zxzp-41.htm20030905/maoyushi-zxzp-41.htm&luntantitle=高等教育与政府资源配置
[24] 旷新年，“学术应与哪个国际体系接轨”，环球视野杂志，
见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082。
[25]姚齐源，“从‘吴市场’到‘吴供应’”，经济学家网站，见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2553。
[26] 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fanggang-sxwl-01.htm20011203/fanggang-sxwl-01.htm&luntantitle=“不道德”的经济学。
[27]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xfyfz.htm20010420/xfyfz.htm&luntantitle=宪法与法治。
[28]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gmjyymzzz.htm20010420/gmjyymzzz.htm&luntantitle=公民教育与民主政治。
[29]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maoyushi-zxzp-48.htm20031001/maoyushi-zxzp-48.htm&luntantitle=社保基金是伪问题，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30] 见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unirule.org.cn/notice/notice-mysjs0.htm。
[31] 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对张的批评见《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 [第3期(总第70期)]，“腐败中的转型将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兼评‘腐败有理论’和‘腐败有利论’”，作者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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