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大韓帝國亡國百年祭
m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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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12 10:03  資料 文集 私人訊息 
大韓帝國亡國百年祭
一隻悍虎的非意外死亡:大韓帝國亡國百年祭


  百年彈指一揮間。

  2010年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內閣會議上,對日本過去的殖民統治正式表示道歉和反思,8月29日,便是日本吞並大韓帝國100周年紀念日。而可能並沒有多少中國人記得,這個鄰邦的國恥日,也是我們自己那多如牛毛的國恥日之一: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在南京下關簽字。

  國家利益的博弈,從來就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同病”未必“相憐”,有時友誼甚至比仇恨更經不起風吹浪打……

  這是一幅令每個中國人都會震撼的地圖。

  一隻凶悍的猛虎,張牙舞爪,一隻虎爪緊緊抓著中國,另一隻爪子則抓著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它那強悍的身軀,化為朝鮮半島的三千裡江山。而在另一個衍生的版本中,渺小的日本列島則成為這隻猛虎的尾巴。

  這是一百多年前朝鮮(或“朝鮮王國”、“大韓帝國”)對版圖的闡釋。在中國東北的位置上,則題寫著飛揚的八個草書漢字:槿域江山猛虎氣象。這“槿”,就是被朝鮮人稱為“無窮花”的木槿(木棉),如今大韓民國的國花。

  朝鮮人日后則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國家的:“地形狹長,恰似猛虎……往昔崇尚領土主義和軍閥主義的時代,可以並吞或侵蝕支那大陸。”

  這麼一隻縱橫“槿域”、野性勃勃的猛虎,卻在1910年的盛夏,在一個名叫漢陽的地方倒下了……

  “始滅琉球,繼割台灣,再割樺太,今將欲並朝鮮,自茲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猶未已乎,誠不敢俱加以臆斷……”

滅國

  槍刺在盛夏的驕陽下閃閃發光。

  制服挺括的日軍儀仗隊,將步槍從肩頭卸下,?嚓?嚓地發出整齊的聲音,雙手托著,直立在身體的右側。

  一片靜謐。

  藍底旭日的“統監旗”,連同大韓帝國的太極旗,從“朝鮮統監府”前的旗杆上急速降下。隨即,軍樂隊開始演奏緩慢而凝重的《君之代》,日本帝國的旭日旗升上旗杆。

  這是1910年8月29日,大韓帝國首都漢陽(漢城)。日本帝國正式“合並”大韓帝國的第一天,注重實效的日本人將合並儀式安排得十分低調而簡短,天皇的疆域卻在這幾乎都稱不上儀式的“儀式”中大大擴展,從一個島國一躍成為大陸國家,與中國和俄國成了山水相連的鄰邦。

  與統監府緊對著的朝鮮王宮景福宮,已經飄揚了28年的太極旗早已降下,消逝得無影無蹤。在10萬日本鐵騎的牢牢掌控下,朝鮮三千裡江山上,再也見不到太極旗的影子。

  太極旗,其實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制造”。1882年,朝鮮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出使日本,為了與“國際慣例”接軌,准備第一次使用“國旗”,因此向宗主國大清請求使用黃龍國旗,卻被北京一口回絕:黃龍旗上為五爪金龍,藩屬國隻能用四爪金龍,與體例不符。此時奉命駐節朝鮮的李鴻章幕僚馬建忠,建議朝鮮採用中國傳統的太極八卦旗作為國旗使用,於是,朝鮮使團便扛著一面白底黑圖的太極八卦旗出訪日本。若干年后,經過簡單的美化,八卦中去除了四卦,成為朝鮮國旗,只是在旗幟上方還有八個漢字“大清屬國高麗國旗”。誰也不曾料到,百年之后,韓國的史書“去中國化”,刪除了“大清屬國”四字,隻留了“高麗國旗”四字,被日本人抓住把柄,作為韓國人擅於“篡改歷史”的証據之一。

  講究名正言順,是東方人的古老傳統。根據日韓合並條約規定,從1910年8月29日這一天起,“大韓帝國”就不再存在,這塊日本帝國的新疆界恢復了其作為大清屬國時的舊名“朝鮮”,大韓帝國的“皇帝”也改稱為“李王”。西方各大媒體隨即紛紛報道了這一更名啟事。此時,距離“朝鮮”從中國屬國“獨立”稱帝、改名為“大韓帝國”才13年。

  喜悅的熱浪當然席卷東瀛列島,日本各大報紙都出了號外。充滿著“愛國”激情的民眾,自然是希望祖國日益強大,稱雄世界。當家的政府要員們則為“經營朝鮮”的巨大費用而頭疼,因為朝鮮的並入,“新日本”的人均GDP比“老日本”下降了一半以上。根據預算,“經營朝鮮”的下一年度財政支出為2500萬元(官方報告原文如此。應為“銀元”或“鷹元”),而朝鮮的預期財政收入僅為1600萬元,赤字部分高達36%,隻能由日本政府貼補,預計朝鮮在10年內難以實現財政獨立。

  與日本普通民眾的欣喜不同,日韓合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吹響了利空的號角,與日本相關的幾乎所有債券、股票,都呈現跳水態勢。對於這一意義深遠卻早在意料之中的國際事件,西方媒體一直冷冷地觀察,雖然天天都有相關報道,但多是三言兩語的動態而已。列強更為關注的,還是在通商口岸、關稅等切身利益上。

  在平靜的表象上,一場在全球范圍內博弈的國際政治大調整,悄然展開。

  日韓合並,對於北京來說,並非什麼秘密。在合並前一個多月,中國駐日代辦吳振麟就向外務部遞交了秘密報告,通報了日韓合並的基本安排。根據吳的說法,合並之事,其實是親日的韓國人率先提起,“韓人既鼓吹於漢城,日人自附和於江戶(東京)”。日本掂量了國際上的力量平衡,可能會阻撓日本的,無非俄、德、美三國。俄國在經過慘烈的日俄大戰后,反而與日本走得很近,雙方秘密締約,成了不打不相識的哥們兒;德國雖然一貫反日,而且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但其在遠東勢力並不強大;美國則剛剛吞並了火奴魯魯(夏威夷)和菲律賓,剛剛卸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到歐洲游歷,公開提出統治和帶領“半文明國”是“文明國”的“天職”,因此“可以知美國對於日韓合並之事決無異議”。而在時機方面,吳振麟分析認為,日本與列強修改商約的日期又已將近,日本一定會在此前完成日韓合並,以便將朝鮮一並納入關稅和貿易談判的范圍。吳振麟發出警報說: “明治以來,始滅琉球,繼割台灣,再割樺太(即庫頁島,本已割給俄國,日俄戰爭后被日本奪得),今將欲並朝鮮,自茲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猶未已乎,誠不敢俱加以臆斷。要其得步進步,似不能無綢繆?戶之思矣。”

  此時對朝鮮大多數平民來說,唯一需要面對的,可能只是新主人下達的剃發令。傳統而保守的朝鮮社會,如滿清之前的中國一般,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並不理發,無論男女都是蓄發盤髻。即使200多年前在八旗兵的軍刀下被迫臣服,也頑強地獲得了無須“薙發易服”、得以享受“一國兩制”的特准,與當時中國本土血腥的“留發不留頭”形成鮮明對比,令朝鮮人大有“小中華”傳承文明的使命感。數年前,親日的改革派倒台,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朝鮮各界強行推行剃發,要在頭發的尺度上與全球接軌,最后頭沒剃成,倒把改革本身給剃除了。

  比剃發令更為難以忍受的,是日本人下令除皇族外,全體朝鮮人一律改用日本姓氏。如此“數典忘祖”,自然要激起民憤,但民憤的宣泄口,只是想方設法逃往“滿洲”(中國東北)。那裡不僅沒有閃亮的日本軍刀、猙獰的日本警察,而且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沿線,還有大量的空置土地,十分肥沃。

  朝鮮沉沒激起的驚濤巨浪,終於拍打到了鴨綠江北岸。吉林告急!東三省告急!全中國告急!

  “我沿邊數千裡地曠人稀,又處處有韓僑蹤跡,恐此數萬韓僑將為吞並滿洲之導線”。

越界

  早在日韓合並宣布前4天(8月24日),中國駐漢城總領事馬廷亮,就收到了“朝鮮統監府”(日本在朝鮮的最高機關)主管外交事務的小鬆遞交的英文函件,詳細通告了8月22日日朝雙方已經秘密簽署了合並條約,但要求中方暫時保密。8月28日,日本外務省和駐北京公使分別召見了大清駐日代辦及拜會大清外務部,正式照會日韓合並事宜。

  北京的會見,由外務部部長(尚書)鄒嘉來、副部長(侍郎)曹汝霖主持,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領導慶親王親自出席。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通報說,之所以日韓合並,是因為朝鮮即使在日本的保護和教導下,還是進步太慢。伊集院表示,合並條約將在次日向全世界宣布,合並后,朝鮮與各國所訂合約全部作廢。會談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是日本方面明確表示,一年前所簽訂的涉及中韓邊界勘定的中日條約,將依然有效。

  這是十分重要的訊息,中央立即發出電報,通知東三省官員,准備應對日韓合並后出現的新問題。

  東三省總督錫良,最先感受到了從朝鮮滾滾而來的熱浪。

  這位蒙古族高級干部,之前曾擔任四川總督和雲貴總督,在大西南推行改革開放的“新政”。去年年初(1909年),新的中央領導班子進行了人事大調整,權傾一時的袁世凱因“病”下崗,袁世凱的親信、首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隨即被內調中央擔任郵傳部部長。有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及改革經驗的錫良,被中央相中,從大西南直調大東北,成為第二任東三省總督,掌管這個無論在經濟、政治、外交和國防各方面,都已經成為大清國重中之重的“龍興之地”。

  錫良在朝鮮建立了一個情報網,此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來自朝鮮的情報,經匯總整理后,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北京。錫良所最為關心、也最為憂心的,是新形勢下如何確保東北地區的領土主權完整。多年來,在中國境內越界居住的朝鮮人已達3萬多,還有更多的朝鮮人 “來者源源,相望於道,喧賓奪主,莫此為甚”。 這不只是一場生存空間的爭奪,而且牽涉到大清帝國的存亡。

  朝鮮農民大規模越境進入中國,私自墾殖,始自1869年的朝鮮大飢荒。大清政府發現此問題后,於1884年將圖們江以北長約700 裡、寬約40∼50 裡的地區劃為特區,專供朝鮮人墾殖,給予他們比內地“闖關東”者更為優厚的扶持政策,由政府提供或補貼農具、耕牛、種子,唯一的條件就是歸化為大清臣民。但朝鮮政府要求大清國將越境墾民“刷還”回國,清政府無奈同意,但表示,因朝鮮墾民人數過多,為體恤民艱,“刷還”工作計劃在一年內完成。而朝鮮居然隨即改口,宣稱這塊土地本就是朝鮮領土,要求重新勘測邊界。雙方進行了兩次勘界,都因朝鮮方面的偏執而破裂,大清政府遂根據共同勘界情況,在邊界上設立10座巨大的界碑,一碑一字,鐫刻10個大字:“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從小白山頂開始,綿延100多公裡直到圖們江主流匯合處。

  甲午戰爭之后,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大為衰落,朝鮮於是試圖借日、俄勢力,重提邊界領土要求,並在邊境上不斷引發大量的流血沖突,以“間島”為核心的領土糾紛,成為埋在中朝兩國之間的定時炸彈。日本在1905年將朝鮮納為保護國后,就接掌了朝鮮的外交權,1909年,當中國被迫在滿洲的鐵路、礦山等利權上向日本大幅讓步后,日本同意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完全確認了中國對“間島”地區的領土主權,11月9日,這一條約也得到了大韓帝國政府的正式認可。

  根據這一條約,朝鮮農民可以在中國領土上屯墾,但必須完全接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日、朝方面一直要求的領事裁判權,被大清談判代表嚴拒。但是,“自日韓合並后,韓人已全歸日本統治權之下,與日人一律看待。我沿邊數千裡地曠人稀,又處處有韓僑蹤跡,有為佃戶者,有為地主者,日本自此將藉韓僑之力勾引日人擾害沿邊矣。”而且,根據中日之間的條約,日本人在華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日本可藉此“伸張勢力,損害主權,恐此數萬韓僑將為吞並滿洲之導線” (錫良報告)。

  “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眾,可為母國(日本)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

“平北”

  吞下朝鮮后的日本立即宣布,將緊鄰中國的義州府更名,新名稱居然是“平北州”,此時日俄已經成立了秘密同盟,所要掃“平”的“北”方,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充滿了火藥氣味。令人不安的消息接續傳來:

  日本下令其駐華公使館及各領事館,立即組織人力物力,調查在華定居的朝鮮人情況,進行全面摸底﹔

  日本決定朝鮮總督人選今后專用軍人,錫良分析道:“其目的何在?即在我東三省”﹔

  為了鼓勵日本商民開拓朝鮮和中國,日本政府甚至還下調了相應的電報費用,降價幅度高達50%﹔

  日本計劃撤銷南滿鐵路會社,將中國境內的南滿鐵路統歸朝鮮總督管轄﹔

  日本內閣計劃設置殖民大臣,日本農民如全家移民東三省,政府將給予高額補貼,錫良因此擔心:“如不速籌抵制取締之法,恐三五年后東三省將充斥日人之足跡矣”……

  更令人擔心的是,隨著日本勢力在東北亞的急劇膨脹,俄國也在此加強了戒備。流亡在俄國境內、尤其是海參崴地區的朝鮮人,一部分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尋求保護,另一部分則積極組建地下反抗軍,准備回國武裝抗日,中國境內的沿邊地區,成為走私軍火的天堂。

  大清國與列強所訂的多數條約,都帶了“最惠國待遇”條款,一國獲得的特殊優待政策,將自動適用於所有“最惠國”。錫良等擔心,如果已經在法律意義上成為日本人的朝鮮人繼續沿用當年大清國給予屬國國民的特殊待遇,在邊境乃至內地地區與中國國民雜居,則會造成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根據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英國人可以驅使緬甸人進入雲南,法國人則可以發動安南(越南)人進駐西粵,“全局盡潰”。

  吉林“西南路道”顏世清,從秘密渠道買到了一份日本政府的內部文件。在這份文件中,日本人延續了一貫的細致作風,細化並分解了日韓合並后的對華戰略:

  對那些有“外交能力”的中國官員,要“多方設法阻其行動,在位者使之退位,去位者使之不得復任”﹔

  “凡官商可為我用者,必多方羅致,或以利動之,俾作偵探向導”﹔

  “我需暗握清國財政用人之權”,如果有官員反對,“當用反間”,“或於報中撥弄”,或動員親日官員進行彈劾,總之要讓中國“上下相擾”﹔

  “蒙古各邦密派游說煽惑,使其離叛清國。如需借款,盡可與之,能使各邦多用日款,並用日人為教員顧問,方能由我驅使”﹔

  南滿沿鐵道於半年內當暗中陸續添派兵隊,增足至三師團之數,此司令部駐長春或沈陽﹔

  如果西方人要在東北開辦實業或借款給中國,要想方設法阻撓﹔

  東北的出產以豆、鹽為大宗,日本政府應支持日本商民積極經營這兩類產品……

  錫良等人認為,日本“對於東省野心勃勃,已有經營第二朝鮮之想”。這一估計是准確的,日后日本果然將其政策總結為“日人殖朝、鮮人殖滿”八字,而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解釋得更為清晰:“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眾,可為母國(日本)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

  此時,首當其沖的,就是立即解決越界開墾的朝鮮人的國籍認同問題。所有在中國境內的朝鮮人,符合條件的,應當根據上一年剛剛通過的大清國《國籍法》歸化入籍,薙發易服;不符合條件的,或者不願意歸化入籍的,則根據中日之間的有關條約,隻准在通商口岸內居住。

  對於達成這一點,錫良等充滿信心。日本已宣布,日韓合並后,大韓帝國之前簽訂的所有對外條約一律作廢,這當然應包括中朝之間簽訂的有關優待越界開墾者的條約。而日本吞並了朝鮮后,明確規定“外國人”未經許可,嚴禁在租界之外擅自從事農業,這一條款所限制的,正是中國人。當時在朝鮮的中國商民,約有四成並不定居在中國租界內,而散布在朝鮮各地,或經商,或種植,不少已經在當地扎根。日本政府既然如此限定,作為對等條款,中國政府對境內的原朝鮮人、新日本人進行限制,就是名正言順的。

  錫良等人繼而建議中央,繼續加大對東北開發的投入力度,“移民實邊”,興辦實業,“以其抵制外力”,同時,在國際上則積極“聯美聯德,以維國勢”。這年年初,擬議中的“中美德”三國結盟,因美國的放棄而失敗,但美國依然是中國賴以對抗日本在滿洲擴張的主要力量。

  “獨立協會”號召朝鮮人向日本學習,用十年的努力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打敗中國,奪取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並向中國索取8億元……

桀驁

  錫良等人對越界開墾的朝鮮人如此戒心深重,並非多疑,而是有著血的教訓。

  被西方稱為“隱士之國”的朝鮮,其民風卻相當彪悍。越界的朝鮮人不僅脫離了朝鮮政府的管轄,而且也經常抗拒中國地方政府的管轄,加上日本人在其間的“合縱連橫”,令東北邊界地區成為東北亞爆發戰爭沖突的一大熱點。

  滿清佔領中原之后,朝鮮雖然早已屈服於八旗的鐵蹄之下,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獨特的抗爭。朝鮮人並不將滿清看做是“中國”,堅信“中國有必伸之理,夷狄無百年之命”。朝鮮使節照例到北京向新主人朝貢,但是,他們不再將北京看做是天朝的首善之區,而只是一個別名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朝鮮記載朝覲細節的報告書也從《朝天錄》改叫《燕行錄》。小到服飾、發型,大到社會主流思想,滿清統治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在朝鮮人看來無一不是禮崩樂壞,朝鮮因此相信,“振興中華”的使命,已經歷史地落到了自己肩頭,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其內部文件多將清帝蔑稱為“胡皇”,清使則為“虜使”。除了對清公文外,幾乎所有官方文件仍然沿用崇禎年號,直到南明小朝廷滅亡,“復明”大業無望,才改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而絕不使用大清年號。

  朝鮮甚至試圖用“槍杆子”的方式“恢復中華”。無論是南明政權,還是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三藩”,抑或台灣鄭家父子,甚至包括謀求區域霸權的准噶爾蒙古,朝鮮均願意與之結成廣泛的統一陣線。朝鮮孝宗李淏(1649年~1658年在位)就一直秘密倡議北伐,要使“氈裘穹廬,再歸文明”。

  中國遭受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之后,朝鮮又重新興起了北伐大討論。學者們為北伐成功后究竟是擁戴明朝后裔還是自己入主中原而爭吵不休。

  這種長期積蓄的對滿清“韃虜”的蔑視,以及因此帶來的強烈使命感,令朝鮮在被迫改革開放后,將目標首先鎖定在擺脫中國(確切地說,是擺脫滿清)的影響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去中國化”運動次第展開。

  著名啟蒙學者朴泳孝,在1888年提出的國政改革奏疏中稱:“先必教育百姓以國史、國文和國語,不教本國歷史與文章而教清國的歷史與文章,因此百姓亦以清國為典范且重視他,卻遺忘自己國家之典故,此乃顛倒本末之舉。”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后,朝鮮國王十分喜悅,在昌德宮舉行盛大的慶典。朝鮮開始大規模地修改歷史。朝鮮不再是周文王分封的箕子朝鮮,而是傳說中的檀君所締造的、已經獨立了4200多年的獨立國家。朝鮮學者們開始竭力將中國的影響排除在教科書之外,朝鮮各王朝的地位都被抬高,似乎從來不曾臣屬於中國,甚至開始臆造朝鮮本可以入主中原、稱霸中國的故事。那些在對抗中國“侵略”中表現卓越的人物,如擊潰隋軍的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則成了民族英雄。

  1896年,朝鮮“獨立協會”放火焚毀了漢城迎恩門,這本是朝鮮王國迎接中國使臣專用的,而代之以獨立門,“迎恩門”邊上的國賓館“慕華館”,也同時被更名為“獨立館”。在“獨立協會”的機關報《獨立新聞》(8月4日)上,則號召朝鮮人向日本學習,用十年的努力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打敗中國,奪取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並向中國索取8億元。

  在中國、日本、俄國幾個大國之間的復雜周旋下,此時的朝鮮似乎成功地實現了“以夷制夷”,不僅獲得了“獨立”,而且也似乎擺脫了被日本一家掌控的局面。
周旋

  借著日本戰勝中國的機會,成功地實現了“去中國化”的獨立之后,朝鮮卻對如日中天的日本大為蔑視:以俄國為首,俄、法、德三國進行聯合干涉,日本居然將已經到手的遼東半島退還給了中國。朝鮮認為,在周邊的強國中,俄羅斯才是腰杆子最粗、能夠罩著自己的老大。

  “聯俄”成為朝鮮宮廷的主導潮流。1895年7月,在俄國幫助下,朝鮮王后閔氏(即“明成皇后”)發動政變,推翻了親日的朴泳孝等人,倒向俄國。但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巨大反彈,3個月后(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率軍隊及浪人闖入宮中,刀劈閔妃並焚尸。隨后逼迫朝鮮國王清除了宮中的親俄派勢力,又組成了新的以金弘集為總理的親日內閣,史稱“乙未事變”。

  金弘集內閣的改革,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最為失策的,就是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做法,在宣布實行公歷紀元后,頒布了“斷發令”,要求百姓剃發易服,改作西式打扮,結果激起眾怒。俄國人乘機插手,於次年2月11日,協助朝鮮國王高宗及王世子逃離王宮,改駐俄國公使館,這就是朝鮮歷史上的“俄館播遷事件”。

  得到俄國人的撐腰后,高宗隨即下令逮捕金弘集等人,並隨即處死,朝鮮重新建立起以金柄植為總理大臣的親俄政權。高宗在俄國使館居住了一年,才返回王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自稱“皇帝”,正式脫離中國,稱孤道寡,與中國分庭抗禮。

  在中國、日本、俄國幾個大國之間的復雜周旋下,此時的朝鮮似乎成功地實現了“以夷制夷”,不僅獲得了“獨立”,而且也似乎擺脫了被日本一家掌控的局面。於是,效仿日本、從中國巨龍身上咬下塊肥肉的念頭,在朝鮮開始迅速膨脹滋長。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俄國大軍佔領東北全境。朝鮮借此與俄國達成了秘密協定,商定共佔延邊地區,朝鮮並可獲得一半的“間島”主權。朝俄兩國將在延邊地區設立一個州,州長由“居住該地之韓人及二年以上居住該地之俄人以投標法選任”,並擁有“關於行政、財政、兵事、衛生、教育、宗教上一切之統治權”(宋教仁《間島問題》)。但是,八國聯軍的內訌,令朝、俄此舉落空。

  朝鮮已經被吊起來的胃口,並沒有收回。1903年10月,朝鮮出動了近千人的大部隊,突然攻佔了奉天的臨江縣城,並進攻長生保、會房、上江一帶,造成巨大傷亡。而在接到中國的抗議之后,朝鮮方面矢口否認。隨后又答復說那是追剿馬賊。朝鮮軍隊入境后,俄國軍隊卻處處阻撓清軍的行動,顯示幕后有俄國的支持。令中國方面痛苦的是,一方面憤恨於朝鮮的恩將仇報,另一方面卻擔心如果反應過於激烈,朝鮮方面撕破臉皮,反而不好收場,隻好拿著“唇寒齒亡”的大道理在漢城向其官方交涉。在多次碰了軟釘子后,負責交涉的駐韓領事也憤恨地說:“現今韓庭宵小當道,不宜過於以積弱之言相告”,建議中央進行堅決的武裝反擊。

  直到1904年4月,朝鮮“北邊墾島管理使”李范允居然率領6000多人大舉入侵,胡殿甲率領的清軍“吉強軍”予以堅決還擊,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斗,朝鮮軍隊最后被清軍殲滅。雙方於7月份簽訂了《中韓邊界善后章程》。至此,邊境武裝沖突告一段落。次年,朝鮮被納入日本“保護”,日本人接手了中朝邊境的談判。

  1908年,大韓帝國終於關閉了設立在首都漢城后苑春塘台的“大報壇”。這一專門表達對明朝皇帝感恩、懷念之情的祭壇,在歷時204年后,成為歷史遺跡。朝鮮切斷了與中國的最后一縷精神紐帶。

  李容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的核心問題就是“狂妄”,之所以走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為違反了“北不失禮、南不失信”的祖訓,一切災難“皆莫非失禮喪信自招之寇也”……

誅心

  日韓合並的首倡者之一李容九,是至今仍然無望翻案的“朝奸”,在其催逼大韓帝國皇帝與日本合並的奏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外交失敗的核心問題就是“狂妄”,句句都是誅心之論。

  李容九在奏折中引用孔子語錄說:“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意思是本不該被困,但卻困住了,其名譽就必然要受損;本不該佔有的東西而去佔有,必然會令自己身處危險。朝鮮之所以走到后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為違反了“北不失禮、南不失信”的祖訓。

  李容九認為,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朝鮮本應“中正不惑”,“執北向之禮與日本絕矣”,如果因此而亡國,那也是“死於正命”,“不亦榮乎”。但是,朝鮮卻在一夜間擯棄了500多年的禮義傳統(“一夕忽而裂五百年禮服”),而聽從並且跟從了日本,這是第一誤。

  “獨立”之后,“陸無一寨兵,海無一艦卒,此豈國之名焉哉?”此時本應聽從日本,韜光養晦,“更始一新”進行變革,卻又與日本“二三其德”,“獨恃外交之詭變”,結果導致“國母之變、山河含憤”(指閔妃被殺)。這是第二誤。

  隨即卻“不國其國”,國王居然躲入俄國使館發號施令,並且在日俄戰爭中再度“喜外交之巧妙”,導致日俄在議和時,“先定我所服屬”,日本人首先就剝奪了朝鮮的外交權。這是第三誤。

  之后,“廷臣未悟”,繼續以小動作進行無謂的對抗,鼓動高宗悄悄向海牙國際和會派出代表,控訴日本,卻遭到國際的冷遇(史稱“海牙密使事件”),結果在日本人逼迫下,高宗被迫禪位給太子。這是第四誤。

  李容九認為,這些“皆莫非失禮喪信自招之寇也”。他在奏折中甚至引用了美國獨立戰爭中“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表示“二千萬臣民”其實都願意與國同死,但是“屢遭危急存亡之秋,未曾一聞皇詔的確,宣國民以死守”,卻隻見到國家以“失禮喪信”投機取巧,他質問皇帝:“陛下既不忍賜死,豈亦不忍賜生乎?”

  日韓合並宣布之日,即日卸任朝鮮統監、就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以統監之名發布最后文告,大赦天下,在此文告中,寺內指出:“朝鮮古來之流弊,在好惡乖忤,唯以利相爭”。他說的雖是朝鮮內部朋黨之爭,卻也貼切地反應了朝鮮的整體國策。

  梁啟超認為:“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也。”他認為當時的朝鮮,上有亡國之君,“葸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斷,好聽讒言而於事理,多內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計常拙,依賴他人而不自立,好為虛飾而不務實”。其中,“喜行小慧而計常拙”在朝鮮的外交中展露無遺。中有亡國之臣,“他國之設官,以治國務;而朝鮮之設官,則以養無業之人”,擠入公務員隊伍成為“為朝鮮最有利之營業,全國趨之若?,喪名敗檢以求得之”。下有“亡國之社會”,“小民但得一飽,則相與三三兩兩,煮茗憩樹蔭,清談終日,不復計明日從何得食,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達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權勢,明日國亡,固非所計。故自日本設統監以后,盡人皆知朝鮮命在旦夕,朝鮮人自知之與否,吾不敢言,惟見其爭奪政權。”

  《紐約時報》在8月26日的報道中也說,日韓合並的消息沒有引起任何波動,因為大多數朝鮮人根本不關心國家的變化。而在同一篇報道中,身在美國的“朝鮮愛國者協會”(Korean Patriotic Association)主席,宣布將在朝鮮全境展開抗日游擊戰,因為他們堅信:美國將會在5年內對日宣戰。

  這一回,寶又押在了美國人身上。

  雪珥曾在本報發表多篇有關中日朝歷史的專稿,請在本報網站查閱2009年6月15日《帶刺兒的金達萊》、6月29日《中朝間島沖突》、7月6日《駛向盧溝橋》及2010年3月22日《面具遮掩武士刀》等。本專題圖片來自雪珥私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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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12 10:07  資料 文集 私人訊息 
日韓合並百年祭  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真正的釋懷。相對於中國而言,日本與韓國之間的歷史恩怨更加復雜、糾結。如果說中日之間的過節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關系,韓國人對日本的情緒干脆就是亡國之恨。今年8月22日是日韓合並100周年,日本政府已經開始探討如何向韓國國民表達對以往殖民統治的歉意問題。日方希望通過顧及韓方意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歷史問題做一個了結。

  與此同時,日本和韓國均參與到了美國主導的“黃海軍演”當中,兩國之間是事實上的盟國。日本和韓國的結盟,卻是針對100年前同屬“大韓帝國”版圖內的朝鮮。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看看地圖不難發現,朝鮮半島處於東北亞地區地理上的核心位置,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必然成為幾個大國博弈的中心。今天,朝鮮半島的北方有強大的俄羅斯、西面是崛起的中國、東面是強鄰日本,此刻,美國第8集團軍、第7航空隊約28500人就駐在韓國的土地上。歷史上,幾個強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博弈,常常使朝鮮處於國家危亡的邊緣。朝鮮不得不陷入朝秦暮楚的尷尬境地。今天,無論是朝鮮還是韓國,均抱有國家統一的訴求,而在東北亞復雜的戰略格局下,這一訴求真是難比登天。

純宗皇帝交給李完用的《全權委任狀》

  “事大主義”引來亡國之禍

  1862年,朝鮮國王哲宗去世,哲宗無嗣,由旁系李熙即位。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攝政。正是這種不正常的繼承給朝鮮埋下了禍亂的種子。19世紀70年代初,李熙在閔妃的操縱下迫使大院君隱退,實現親政。朝鮮形成了閔妃和大院君兩個政治集團,它們的斗爭使得朝鮮的國內政局愈發不穩。

  1876年2月,日本威逼朝鮮締結《江華島條約》,該條約成為朝鮮近代史中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不久,列強群起效仿。朝鮮被迫陸續與美、英、德、意、俄、法、奧、匈、比利時、丹麥等國簽訂不平等通商條約。此時,朝鮮王朝仍屬於中國的藩屬國,受到中國的庇護,但自身受害的中國也效仿列強在朝鮮設立租借地,擁有很多特權。朝鮮人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隻能眼看著國家被大國利用。

  1882年朝鮮大旱,人心浮動,日本趁機支持大院君,策動暴動軍人把矛頭指向閔妃,閔妃出逃大院君再次執政。

  清政府了解到朝鮮的動亂,為防止日本借機入侵朝鮮,隨即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和候補道馬建忠率三艘軍艦前往朝鮮。並照會日本,稱朝鮮為中國屬邦,日本不要採取激烈行動。8月20日,淮軍宿將吳長慶率軍到達馬山,兩日后,吳、馬約請大院君赴清軍營地會談。寒暄后,大院君被告知速去天津聽旨,8月23日乘濟遠艦赴天津。隨后大院君被囚禁於保定。

  丁汝昌和馬建忠果斷地在日本採取行動之前出手,使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出於主動,並指示朝鮮政府與日談判,化解危機,同時罷斥大院君親信,鎮壓起義領導人。此次政變史稱 “壬午兵變”。閔氏集團的重新掌權引起日本的極大不滿。日本不甘心在朝鮮的失利,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日本趁中國無暇他顧,在朝鮮策動政變,妄圖控制朝鮮。

  1884年12月4日晚上六時,開化派首領任郵政局總辦的洪英植以慶祝郵政大廳落成,邀請政府官員和各國駐朝使節赴慶祝宴。席間,廳外突然失火,賓客紛紛離席察看。埋伏在四周的開化黨徒一擁而上,把親華派大臣閔泳翊亂刀砍倒。叛亂分子大呼清軍作亂。金玉均等迅速沖進王宮,迫令國王寫出“日本公使來衛朕”的敕書,由朴泳孝持敕書引日使竹添帶兵入宮,把國王、閔妃軟禁於景佑宮,並組成新政府。當時清政府派駐駐朝鮮的欽差袁世凱當機立斷,集合慶字營,並聯絡自己負責編練的朝鮮新軍入宮解救國王。慶字營和朝鮮新軍很快攻入景佑宮,在袁世凱的策動下,曾由他教練的朝鮮部隊數百人倒戈,合力打擊日軍和叛軍。竹添敗逃日本使館。次日上午,國王被護送至袁世凱軍營,組成了以沈舜澤為首的新政府。日使竹添則率使館人員、駐軍和金玉均、朴泳孝等叛亂骨干逃往仁川。

  在兩個回合的較量中,清政府都佔了上風。經過壬午、甲申兩次政變,証明在朝鮮,中國勢力明顯優於日本。甲申政變后,中日在半島的對立更加激烈,中日之爭使朝鮮進一步成為東北亞政治風暴的中心,但忙於內斗的朝鮮統治者不明世界大勢,缺乏治國方略,無力把處於危境中的國家引向富強的道路,仍是延襲千百年的“事大主義”,一味投靠大國,尋求保護,終於引來亡國之禍。

  1894年7月23日,日軍突然佔領朝鮮王宮,推翻閔妃集團,扶植大院君政權。25日,在日本的授意下,大院君宣布廢除與清政府的一切條約。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戰,甲午戰爭爆發。開戰后,日本與朝鮮締結了“日朝盟約”,即對中國的攻守同盟。

  1895年4月,甲午戰爭結束,清王朝戰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從此退出朝鮮。甲午戰爭標志著東北亞傳統朝貢體系的最終瓦解,也標志著該地區力量結構的決定性變化,中國喪失在東北亞的傳統大國地位,朝鮮淪為日本的地盤,而日本迅速崛起,開始以強國的身份出現。

日本特使伊藤博文(車中左)和駐朝鮮日軍司令長谷川好道(車中右)在朝鮮巡視

  日俄角力下苟安的“大韓帝國”

  甲午之戰使朝鮮對中國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們看到俄國的干涉下日本被迫將遼東半島交還給中國,就企圖利用俄國來牽制日本。朝鮮向俄國的靠攏使其在朝鮮的勢力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1895年10月8日,日本策動政變,殺死閔妃並清除了宮中的親俄派勢力,史稱“乙未事變”。

  據一位俄國軍官的回憶:“當日拂曉,日本人安達謙藏帶領30余名日本浪人持武器,殺入景福宮。日本浪人沖進高宗居住的坤寧殿和閔妃居住的玉壺樓,逢人便殺。高宗被這突如其來的血腥場面驚呆了,戰栗不止,幾乎昏厥。一個名叫中村楯雄的浪人看到一個女人慌忙逃避,便追上去揪住頭發揮手一刀,另一個趕來的暴徒順手又砍了兩刀,女人呻吟著倒在地上。因為這些日本暴徒們誰也沒有見過閔妃,對是否已殺死閔妃沒有把握。一個日本浪人便用刀架在一個宮女脖子上令其指認。該女顫慄著說閔妃額部有一痕志。日本人遂復查地上的各個女尸,終於發現中村砍殺倒地者就是閔妃。后經多名宮女辨認無誤后,日本暴徒把尚未斷氣的閔妃扒光衣服污辱,然后搬到院中鬆林裡,潑上汽油焚燒。為滅痕跡,焚燒后他們又把殘骸拋進了水池裡。”

  乙未事變后,高宗帶著兒子純宗逃離朝鮮到俄國避禍。俄國為妥善協調與日本在朝鮮的利益,於1896年5月,締結了《小村-韋伯協定》,達成了“勸朝鮮國王還宮”、“任命適當的人物任閣”、“日本駐朝憲兵不超過200人”等條款。

  1896年6月9日,日俄又在莫斯科締結了一項新的協定,其中包括:共同援助,幫助朝鮮財政改革﹔將軍隊警察組織委托給朝鮮﹔日本繼續管理佔有的電信線路﹔俄國保留架設從漢城到國境的電信線的權利﹔承認國王繼續滯留俄國使館,直到組成朝鮮國王的護衛隊為止。1896年9月12日,朝鮮國王還宮,將年號改為“光武”,同年10月12日稱皇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在外交的背后,日俄兩國都做著軍事上的准備,雙方都不遺余力地修筑鐵路、佔據軍事據點,以保証軍事上的優勢。而“大韓帝國”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強鄰在自己的土地上備戰。可以想見,日俄之間無論勝負如何,倒霉的隻能是韓國。

1910年代,日本兒童和朝鮮兒童在朝鮮的街道上

  日俄開戰,朝鮮半島落入日本手中

  1904年2月,韓國無奈地看著日俄戰爭爆發,為了不卷入紛爭,早在1903年9月,韓國皇帝要求在兩國開戰之際保障韓國的中立地位。但日本完全無視這一點,在向俄國宣戰前兩天就派軍隊從仁川登陸,日軍共有一萬余人集結至漢城。開戰后2周,在韓國實際已被佔領的情況下,締結了《日韓議定書》,迫使韓國承諾:日本“可以臨機征用軍事戰略上認為需要的地方”。等於佔領了韓國。

  隨著戰局的進展,日本開始策劃把韓國變成保護國。1904年5月,日本做出了要在軍事、外交、財政上擴大權利並獲得保護實權的決定,與韓國締結了《第一次日韓協約》,控制了韓國的財政和外交。接著,日本於1905年4月掌握了韓國的通信事業,並在日俄媾和會議期間,獨佔了韓國海上、河流的航行權。

  日俄戰爭以俄國的戰敗而告終,俄國退出了在東北亞地區與日本的爭奪。日本吞並韓國只是時間問題。1905年10月,日本決定實施並確立對韓國的保護權,任命伊藤博文為大使。韓國被迫簽署了《第二次日韓協約》,徹底喪失了獨立外交權。同時,日本在漢城設置了統監等職能機構,把韓國變成了其保護國。1905年12月21日,日本公布了統監府的官制,規定統監直接隸屬於天皇,在京城設置統監府,在各要地設置理事廳。

  1907年6月,荷蘭海牙召開了第2次萬國和平會議,主張排日的在韓美國人哈爾巴德也來聲援,使者們向各國委員散發了抗議書。但韓國的外交根據條約由日本政府代替行使,所以沒有得到列國的關照。韓國朝廷的企圖非但沒有實現,反而使日本強化了對韓態度。統監伊藤博文把這次策動的責任歸咎於韓國皇帝,並認為韓國方面違反了協約。總理大臣李完用勸韓帝讓位,7月19日,高宗發出了詔書,將帝位讓與了皇太子李?(順宗)。

  日本政府在海牙密使事件后,意識到不僅要掌握韓國的外交權,而且有必要掌握韓國的內政權。1907年7月,韓國被迫簽署了《第三次日韓協約》。根據協約,統監指導韓國改善施政,制定法令、行政上的處分和高等官吏的任免也必須得到統監的許可,從而使日本掌握了韓國內政的全部權力。

大韓“荊軻”安重根

  “荊軻”得手,大韓亡國

  1909年10月26日,哈爾濱火車站周圍被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層層把守,戒備森嚴。日本士兵准備列隊迎接一個重要人物——日本樞密院院長、朝鮮統監伊藤博文。上午9時,伊藤乘坐的火車緩緩開進了哈爾濱站。他此行的目的是解決日俄在鐵路上的爭端,特地到中國東北與俄國財政大臣戈果甫佐夫進行談判。當專列停穩后,在站台上佇立久候的戈果甫佐夫趕忙登上豪華的特等車廂,歡迎貴客的到來。接著,伊藤博文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檢閱了儀仗隊。當一行人向出站口走去時,伊藤博文走在了最前面。這時,一位身著西裝、頭戴鴨舌帽的青年男子,突然從歡迎人群中沖進警戒線朝伊藤博文連開三槍。刺客怕打錯了人,又向跟隨伊藤博文的幾個日本人開了四槍,場面頓時大亂。刺客拋掉手槍,用俄語高呼三聲:“高麗亞烏拉!”(朝鮮萬歲)然后從容被捕。這名刺客叫安重根,據其事后交代,他曾與“高麗復仇團”商討過刺殺伊藤博文之事,甚至曾想過去東京刺殺,但感到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一直在黑龍江游走,在韓國人中宣傳愛國思想,尋訪有志之士,希望能為韓國獨立做些事情。然而,事與願違,這次刺殺卻加速了韓國的陷落。伊藤博文的遇刺,成為日本完全吞並韓國的絕好借口。

  以伊藤被暗殺為契機,合並韓國的問題有了進展。1910年7月,繼伊藤博文之后任韓國統監的寺內正毅向李完用首相提交了關於日韓合邦的備忘錄,李完用在請求寺內考慮國號、帝室的待遇、官吏的處置等問題的基礎上,進宮向皇帝上奏了統監的意向,並取得了同意。李完用獲得了純宗皇帝對日締約的全權委任狀。

  值得注意的是,在簽署《日韓合並條約》過程中,純宗皇帝唯一批准的文件就是李完用的全權委任狀。 1910年8月22日,在寺內正毅統監和李完用首相之間簽署了關於日本合並韓國的條約。一周后,條約正式宣布。至此,具有4000余年悠久歷史的韓國完全為日本所吞並。隨即,日本的韓國統監府改為朝鮮總督府,開始了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

  在大國的擺弄中尷尬復國

  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蔣介石和丘吉爾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對朝鮮問題是這樣說的:“我三大國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再次談到朝鮮問題。2月8日羅斯福與斯大林舉行會晤,在兩人談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以后,羅斯福提出討論領土托管問題,並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鮮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備之前,“朝鮮要由一個蘇聯代表、一個美國代表和一個中國代表實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

  1945年8月,時隔40年之后,俄國人又來了。在得知日本決定投降和蘇軍已大舉“涌進”朝鮮半島的消息后,美國人坐不住了。8月10日深夜,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在五角大樓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問題。會上,國務卿鄧恩提出美國軍隊應趕到盡可能北面的地區去受降,但由於現實的困難,最后決定搞出“一條盡可能向北推進”,但又不致“被蘇聯拒絕”的界線。就這樣朝鮮半島被新的世界強權“偶然的”以北緯38度為線分成了2個部分,進而形成了今天的朝鮮和韓國。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三千裡江山又成了大國的角力場,最終導致冷戰的陰雲始終緋徊在半島上空。

  今天,韓國經濟實力排名世界第11位,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造船工業,在芯片、軟件等高新技術領域有一定的優勢,尤其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著極強的自豪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而朝鮮則經濟凋敝,民生困苦。“天安號”事件波瀾未平,美韓軍演剛剛結束,想起100年前的亡國之痛,韓國和朝鮮和解的前景一片渺茫。

  作為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弱小民族”,很多韓不但精通英文、還掌握中文、日文和俄文,可見這4個國家都是韓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大國。朝鮮半島什麼時候才能擁有真正的和平、獲得真正的獨立?

        來源:《文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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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光劍影裡的韓國光化門

上世紀20年代的光化門,可謂“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因國家破亡,此時的光化門再無往日雄風

    2010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5周年紀念日,伴隨著嘹亮的光復節之歌和三呼“萬歲”之聲,重建一新的韓國光化門在首都首爾揭牌,由此掀開了光復65周年紀念活動的序幕,15萬慕名而來的市民把光化門擠得水泄不通。

  作為韓國人心目中的“國門”,光化門因戰亂一次遷移,兩度被毀,三輪重建。這道被稱為“韓國人心頭傷口”的大門如今得以重見天日,令韓國民眾唏噓不已。

  就歷史的象征意義而言,韓國人對光化門的緬懷堪比法國人之於凱旋門的記憶,隻不過凱旋門代表著戰爭的勝利與榮耀,而光化門更多意寓了民族的失敗與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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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抗倭名將李舜臣(1545-1598年)像


  毀於“壬辰倭亂”的景福宮正門

  光化門始建於1395年,原是朝鮮李氏王朝太祖時期正宮——景福宮的正門。中國典籍《詩經》中有“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的詩句,作為新王朝的政治中心,景福宮籍此而得名,因位於首爾北部,也叫“北闕”。

  除南面正門光化門外,佔地約50公頃的景福宮,東面是建春門,西面是迎秋門,北面是神武門,各門呈正方形分布狀。光化門最初即名為四正門,世宗七年(1425年)更名“光化門”,取“光照四方,教化四方”之意。

  石筑基壇上木結構建筑的光化門,以其精巧的工藝、巧妙的結構及壯麗的外觀,向來被認為是韓國歷史上最雄偉的門樓建筑之一,位居韓國五大宮門之首。然而,它的命運卻極為坎坷,見証了韓國近代歷史的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

  1592年(明萬歷二十年壬辰),日本關白(日本古代職官,相當於丞相)豐臣秀吉以朝鮮王朝拒絕幫助日本攻打明朝為由向其發動戰爭,史稱“壬辰倭亂”。

  今韓國南端慶尚南道的泗川一帶,便是當年抗擊日本倭寇的主戰場。泗川地處朝鮮半島陸地的南端,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狹長的泗川灣,成了海外通往韓國首都首爾最便捷的通道,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當年4月14日,日本侵略軍從朝鮮半島南部海港城市釜山登陸,45天后,佔領了戰略要地泗川,並向重鎮晉州突進。不到兩個月,朝鮮國土大部分淪喪。

  戰亂中,光化門被毀。據《朝鮮王朝實錄》收錄的《宣祖修正實錄》記載,宣祖出奔平壤后,部分老百姓在景福宮縱火。光化門可能因此被燒毀,或在此后多次發生的倭軍和朝明聯合軍之間的戰斗中遭到破壞。雖然光化門被毀的細節如今已難以尋覓,但它卻見証了中國明朝將士和朝鮮士兵共同抗擊倭寇的壯志豪情。

  由於戰況不利,朝鮮國王遣使向明朝告急,請求出兵援助。明朝廷認為,“倭寇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於是決定援朝抗倭。

  7月,明朝派先鋒戴朝棄、史儒率兵2萬出征,副總兵祖承訓帶大部隊隨后進入朝鮮,拉開了明援朝抗日之戰的序幕。

  朝、明聯軍抗倭決戰階段發生在1597年。當年,明朝調動了陸水軍共14萬兵力,再度增援朝鮮,並決定兵分三路,進攻倭寇侵佔的三座要塞:蔚山、泗川、粟林。中國援朝抗倭大軍的東征軍,在中路提督董一元、副總兵張榜率領下,則分四路向侵佔在朝鮮半島南部永春、昆陽、晉州等地的倭寇發起進攻。朝鮮慶尚右兵使鄭起龍也率兵2200人與明軍組成聯軍,共同作戰。朝明聯軍英勇殺敵,勢如破竹,連連取勝。

  8月18日,倭寇主帥豐臣秀吉因在朝鮮戰場節節敗退,羞憤積郁,病死在伏見城,臨死前下令撤兵。隨即,倭寇大將小西行長所部,在朝明聯軍的致命打擊下企圖從海路逃竄回國。逃竄前,為緩兵喘息,小西行長派部下將金銀等厚禮送到朝鮮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和明朝水軍提督營中,希望和談,遭到拒絕。絕望的小西行長向盤踞在泗川新城一帶的島津義弘求救,於是島津義弘集結了500艘船,企圖沖破朝明聯軍的防線,奪路回國。

  11月4日,明、朝水軍埋伏在露梁津灣一帶,當500艘企圖從朝鮮運走殘余日軍部隊的軍艦出現時,朝鮮將軍李舜臣親自駕船擂鼓,率船沖入敵陣,被日軍包圍。明軍所在的戰船也被倭寇軍艦包圍。年高七十的明朝老將鄧子龍率領壯士200人,躍上朝鮮戰船奮戰,所駕戰船不幸起火,鄧壯烈犧牲。李舜臣殺出重圍時不幸中彈,生命垂危。他向兒子說:“戰斗激烈,對於我死,千萬不要聲張。”他還下令:繼續擂響戰鼓,直到勝利。

  露梁海戰朝、明聯軍最后獲得全勝:擊沉日艦450艘,殲滅日軍1萬多人,日軍徹底戰敗,日本水軍大部被全殲,陸軍殘部勉強撤回了日本。長達7年的援朝抗日戰爭,最終以中朝兩國的勝利,日本的失敗而告終。明朝萬歷皇帝大獎三軍,《明史》稱此為“東洋之捷,萬世大功”。

  為紀念並肩戰斗的李舜臣將軍,明朝將領下令將其尸體運到當年明朝水軍的大營——莞島郡古今島,並修建一座“忠武祠”。為緬懷明朝軍隊赴朝抗倭,朝鮮則在首爾建立了“大報壇”。

  如今在光化門廣場,可見總高達6.5米的忠武公李舜臣將軍銅像。當年,他建造了世界第一艘鐵甲戰船——龜甲船,借此重創日軍。銅像前的“12•23噴泉”,記錄了李舜臣保家衛國的赫赫戰功。噴泉名稱中的“12”象征了他率領12艘戰船擊敗133艘敵船的鳴梁海戰,而“23”則象征了其23戰23勝的海戰不敗紀錄。

  毀於“壬辰倭亂”的光化門,宛如壯士斷腕一樣,以其斷壁殘垣見証了朝、明聯軍的鮮血和生命——3萬多將士在抗倭戰場上犧牲。凶殘的倭寇為向日本天皇表功,一度將朝明將士的耳朵割下鹽腌后,裝進十幾隻大木桶內,用船運回日本。為掩蓋罪行,日寇又將朝、明聯軍烈士的頭顱割下並集中埋在一起。

  戰士的血跡慢慢在歷史煙塵中風干,光化門的復興卻由於朝鮮政府財力不足,足足等了兩百余年。

  “庚戌國恥”后遭遇遷移命運

  直到高宗五年(1864年),光化門才在高宗父親興宣大院君的主持下得以重建。

  但好景不長。1910年,日本伊藤博文政府迫使朝鮮政府簽訂《日韓合並條約》,強行吞並朝鮮,此后30多年,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是為“庚戌國恥”。

  從1916年開始,日本便在景福宮勤政殿前新建朝鮮總督府,力圖壓倒如同朝鮮王朝心臟般的景福宮。因此,景福宮殿閣被拆,宮殿正門——光化門同樣在劫難逃。好在當時日本東洋大學教授柳宗悅在報紙上多次刊文反對拆除光化門。面對反對呼聲,日本政府最終做出了遷移光化門的決定。

  日本人把光化門移至景福宮東門建春門的北面,曾經“光照四方”的光化門,從此隻能寄居一隅,在總督府的陰影裡,冷眼旁觀歷史的興亡更替。

  1925年11月3日,韓國《東亞日報》刊載了署名“孤星”的隨筆《走好光化門》,既為光化門的遷移悲哀,更痛嘆亡國之恨:正當壯年之時,你為了迎接大勢已去的國運,不分晝夜的守護著往來於宮殿的忠臣,不畏疲勞。你親眼目睹了無名小卒們如花般美麗的魂魄,以及看到終局命運的志士們淚洒別離的身影。

  為鎮壓韓國的“王氣”,1926年,一座高大的石頭建筑——朝鮮總督府終於聳立在了景福宮門前。從空中俯視,總督府的外形是一個“日”字,總督府象征著日本控制著韓國的命脈。從側面望去,韓國的王宮籠罩在它巨大的陰影下。

  當年8月11日,《東亞日報》發表社論《被拆的光化門》,哀痛道:淫雨洒滿景福宮舊宮殿,用錘子敲打光化門屋頂的聲音,經過長安直沖北岳,也沖擊著白衣人的內心。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宣布“終戰”, 朝鮮半島終於迎來光復,作為“國門”的象征,光化門的新生似乎指日可待,不想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再次讓光化門在戰火中戰栗。

  直到1968年,在原來位置后退10米多的地方,光化門又一次被建立起來,然而,原本精湛的木結構工藝蕩然無存,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座用鋼筋水泥搭建的門樓,門樓上是韓國前總統朴正熙用韓文題寫的“光化門”匾額。

  為還原歷史,1995年8月15日,在韓國光復50周年之際,總督府建筑物的標志性綠色尖頂——高4.5米,重達11.4噸的龐然大物在5萬人的歡呼聲和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中被徐徐吊起,總督府大樓開始拆除,韓國民眾一致認為,隻有拆除這座建筑,才能恢復象征本國民族傳統的景福宮和光化門原貌。正所謂“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

  韓國朝野似乎一直不忘汲取國破家亡的歷史教訓。2006年,經過數年的調查論証,韓國政府正式啟動了光化門的重建工程——拆除鋼筋水泥結構的光化門,並在其以南14.5米、以西10.9米的位置上用木材復原光化門。



  重建隻為撫平歷史傷痕

  這項耗資300億韓元、費時4年之久的工程,最終使得修葺一新的光化門,成了韓國光復65周年慶典的重要獻禮。

  新建成的光化門恢弘大氣,無論是彩繪的門樓牌匾,還是寬達8米的月台前階,都復原得惟妙惟肖。3個虹霓門,中間的為以前供皇帝通行,其頂棚畫有一對象征著皇帝和王妃的鳳凰,左側的虹霓門畫有北部守護神玄武,而右側的虹霓門則畫有一對麒麟。此外與光化門共同被復原還有用成門、協生門等7個建筑,光化門左右兩側的一部分宮牆以及將光化門和虹霓門連接起來的御道。

  古代建筑為了穩定支撐屋頂,往往在屋檐和立柱之間加入一些小的附屬材料,這樣還可以將屋檐裝飾得更簡潔。每兩根立柱之間有多個栱包就是多包式,隻在立柱上邊有栱包就是柱心包式等。光化門採用的是多包式。此次按照上世紀20年代的光化門照片和設計圖進行修復,並用丹青色進行彩繪,光彩照人。

  那些做成小鳥展翅摸樣的重檐和驅邪防災的獸雕,同樣意義非凡。以獬豸為例,這種想象中的動物,和獅子相象,額頭上長有一角,頸上系著鈴鐺,渾身披著鱗片,兩側腋窩長有翅膀一樣的羽毛,是一種能飛的守護神。傳說它夏天住在水邊,冬天住在鬆林裡。在朝鮮半島,獬豸既是能明辨善惡、象征“正義和清廉”的神獸,同時又能消除災難,保証平安,為人帶來“幸福與幸運”。從新羅時代開始,由於將其視為神獸,獬豸被朝鮮廣泛應用於官服圖案和宮殿的建筑上。獬豸親切、詼諧的形象加之其柔和的曲線,形象的代表了朝鮮民族純朴、簡潔的特征。如今,獬豸已成為首爾市的吉祥物。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艱難的辯論,韓國國內力排“去漢字化”的雜音,此次同意在光化門上使用漢字匾額,並用數字技術還原了1865年景福宮重建時的漢字字體。朝鮮古代名將任泰瑛書寫的這3個字,“字跡中帶有大將風骨,很符合光化門的風格。”

  一切都似乎說明,光化門的重建意味著韓國一個歷史地標的重新恢復,這將提振其國民的民族自尊心,同時將這種從屈辱中萌發的自信,沉澱為歷史記憶。

  韓國總統李明博在慶祝活動現場發表講話時也宣稱:“百年前,我們失去了國家。65年前,我們迎來了光復。光化門時隔84年重回原址,將成為打開新的歷史的大門。”於此同時,日本首相菅直人發表講話,表示日本對韓國“殖民統治造成的巨大傷害和痛苦”,他感到“深深悔恨和由衷歉意”。

  對許多眼含熱淚激動萬分的韓國民眾來說,能見到光化門的重生,已經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許多人扶老攜幼,一家人慢慢地排隊從光化門走進景福宮,如同走進歷史悠長的回廊。只是不知韓國人“心頭的傷口”,能否由此得以愈合?

  (參考資料:徐寶康《明朝出兵援朝 聯軍大勝日軍倭寇》,2005年4月8日《環球時報》等)

  來源:《文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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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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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12 10:20  資料 文集 私人訊息 
美總統暗助日本擴張 一紙密約讓朝鮮半島淪陷   日本首相菅直人幾天前的“出兵韓國論”讓韓國異常不滿,該事件讓人清晰地看到美國這兩大盟友間難以愈合的歷史瘡疤。韓國人至今對60多年前遭日本殖民的歷史記憶猶新,更值得銘記的是,100多年前,正是美國背叛朝鮮半島人民,同日本進行幕后交易,才導致朝鮮半島被日本吞並。

美日紛爭太平洋

  19世紀末,正在崛起的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上迎頭相撞。1893年,美國顛覆夏威夷王國,第二年,成立了一個過渡政權——夏威夷共和國。由於夏威夷群島有著意想不到的戰略地位,可以居中環視整個太平洋,日本對吞並夏威夷群島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由於忙於甲午戰爭,一時無暇東顧。1897年,夏威夷與美國簽訂合並條約,日本強烈抗議,還表示大多數夏威夷人並不贊同合並。8月14日,美國向日本發出外交照會,質疑日本如何得知夏威夷很少有人支持美夏合並。隨后,美日軍艦在夏威夷海域發生對峙,氣氛一度相當緊張。

  但是,由於面臨中國和俄國的戰略壓力,日本政府內部不少要員反對同美國爆發軍事沖突。就這樣,1899年,夏威夷正式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不過,日本利用在夏威夷的經濟優勢,同原夏威夷王室仍保持著頻繁接觸,夏威夷王國末代君主利留卡拉尼女王退位后,經常出現在全球各地的日文報紙上,獲得了很多日本人的尊敬。

  同年﹔美西戰爭爆發。在海上,美國太平洋艦隊襲擊了位於馬尼拉的西班牙艦隊﹔在陸上,美國支持菲律賓民主主義者擊敗了西班牙人。但菲律賓沒能贏得獨立,這片土地又成了美國人的地盤。這再次引發日本的擔憂,因為日本當時將菲律賓視為自己的“后院”,日本戰略家認為,一旦菲律賓被敵對國家佔領,勢必會對日據台灣島乃至琉球群島造成威脅。另外,日本國內的泛亞洲主義者也不能容忍白人國家再次佔領菲律賓,在美菲戰爭期間,泛亞洲運動者曾向菲律賓提供資金,通過私人運輸船向菲律賓運送武器。日本對待夏威夷和菲律賓的態度讓美國如鯁在喉。
美總統鼓勵日本擴張

  1901年,西奧多·羅斯福成為美國總統后,劍拔弩張的美日關系開始悄然發生轉變。這時,完成向太平洋擴張的美國看上去對消化新佔領地區更感興趣,而不是冒險同日本開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羅斯福屬於典型的“親日派”。當20世紀初世界的目光聚焦於爭奪東北亞的日俄戰爭時,羅斯福明顯不喜歡俄國人:“沒有哪個人種,黑人、黃種人或白人,會像俄國入那樣全體愛說謊、不誠懇、傲慢自大。總之,俄國人在各方面都靠不住。”而對於日本人,羅斯福則充滿了贊譽之辭,稱他們是“極好的和文明的人,應該同其他文明世界的人一道,被賦予絕對平等的權利”。

  羅斯福知道日本一直凱覦著朝鮮(1897年,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早在1900年任紐約州州長時,他就表示:“我希望看到日本吞並韓國。”無獨有偶,眾多近年來公布的資料顯示,羅斯福把大韓帝國看成是一個落后國家,他自始至終沒有反對過日本控制朝鮮半島。當日俄戰爭爆發后,羅斯福公開宣稱“嚴守中立”,但私底下卻說“美國的同情心全在日本一邊”。在這種“親日”氛圍下,1905年7月,美國陸軍部長威廉·塔夫脫來到日本,同日本首相桂太郎進行了密談。

  塔夫脫同桂太郎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塔夫脫談到美國國內的一些親俄人士試圖使公眾相信,日本的勝利無疑將拉開侵略序幕,將來其侵略矛頭會直指菲律賓群島。塔夫脫本人則認為日本樂於看到菲律賓被美國這樣一個強大而又友好的國家所控制,桂太郎強烈支持他的觀點﹔其次,桂太郎希望日美英三國政府能互相諒解﹔第三,桂太郎表示殖民朝鮮半島對日本來說至關重要。在這三點上,塔夫脫和桂太郎達成一致意見,塔夫脫支持日本確立對大韓帝國的“宗主權”,日本則接受美國吞並夏威夷和菲律賓的事實。就這樣,朝鮮半島人民的命運被一紙密約所決定,5年后,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署了《日韓合並條約》。

密約性質引發爭議

  雖然這份密約是美國陸軍部長塔夫脫簽署的,但不少証據表明,美國總統羅斯福直接卷入了這場交易。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的一份資料顯示,羅斯福在1905年7月31日發給塔夫脫一份電報:“從各方面來看,你同桂太郎伯爵的會晤都是完全正確的,希望你能向桂太郎表明這樣一個意思,那就是我確認了你所說的每句話。”美國《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也稱,羅斯福在電報中認可了日本吞並韓國,並且贊同日本、美國和英國之間締結“非正式協議或聯盟”,“猶如美國處於條約義務之下”。另外,向東京發出承諾電報后,羅斯福下令斷絕同大韓帝國的外交關系,將美國在漢城(今首爾)的公使館移交給日本軍方,並將韓國從美國國務院建交國家名單中刪除,列入日本條目之下。

  然而,自1924年密約被曝光后,歷史學家們對它的性質一直爭論不休。西方有相當一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這不是成文條約,甚至連密約都算不上,僅僅是一紙關於日美關系的備忘錄。美國官方觀點是,塔夫脫和桂太郎兩個人隻不過討論了當時的形勢,並沒有決定任何外交方針或簽署任何條約。塔夫脫在會談中的講話隻代表了他的個人意見,何況塔夫脫只是陸軍部長,不是國務卿,美國法律規定,隻有國務卿才能簽署官方外交協議。

  還有美國歷史學家表示,當時,西方國家在朝鮮半島隻有經濟利益,它們不願意卷人中日俄的軍事對抗中去。1905年,美國隻不過順應了當時的國際大潮,給日本送了個順水人情,當時美國只是個普通大國,沒有能力阻止日本吞並朝鮮半島。

  多年來,很多朝韓歷史學家提出了同西方不同的歷史觀,他們認定美國在朝鮮半島淪陷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正是那次密會直接造成大韓帝國在5年后亡國。須知,1882年5月22日,美國和朝鮮在仁川簽署了《美朝友好與通商條約》,李氏朝鮮王朝一直以為這一條約能起到共同防御條約的作用。即便在今天,該密約仍經常被一些韓國左翼活動家提起,指責美國曾經拋棄盟國,現在更不能依靠美國來保衛韓國的安全,因為美國是一個不可信任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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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