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甲申三百年祭》
作者：成国银
来源：学习时报
今年是历史学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60周年纪念。60年前即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代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写的这篇文章，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300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而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认为郭文是影射当局，美化“流寇”，“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视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于是运用所控制的舆论对之大肆围剿。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部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面胜利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考虑，毛泽东以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敏锐地体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倡导全党认真学习。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编者按”还回击了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指出：“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8月下旬，当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时，非常激动。他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一一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要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内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重要文件列入史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军干部中间掀起了一股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这股学习热潮，无疑是在抗日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形势下，给广大党员干部防腐倡廉打了预防针和清醒剂，对推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再次赞赏《甲申三百年祭》，并指出：“我们把它当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流露出在当时国内外大好形势下自己的心境：“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为什么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和重视对李自成的研究呢？这是因为，他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李自成所以成功，是他依靠农民群众，顺乎人心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骄傲，因为腐化，从而失去人心。毛泽东追求李自成的成功，反对李自成的失败，这就是时刻铭记在毛泽东心中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的启示。
人们不会忘记，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及时敲起的防止骄傲、防止蜕变的警钟。他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千叮咛、万嘱咐全党保持两个“务必”，他总是率先垂范，作出榜样。
在毛泽东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后第五年，即1949年3月，当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中央机关要搬迁到北平的时刻，有一天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李银桥满有把握地回答：“东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用手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李银桥不解其意。毛泽东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2月23日，是中共中央机关进北平的日子，毛泽东临上车前，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在进京的路上，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不禁感叹：“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