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三峡全通
2013年05月21日14:00 来源：《新楚商》
新楚商2013年5月刊
《新楚商》杂志记者 | 成正茂 发自宜昌
过去五年里，“三峡全通”至少有两次站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前一次是在其规模宏大、远景诱人的显赫“出生”时；最近的一次集中报道，则是关注其生产停滞、巨债难偿的困难境地。
目前透露出的讯息显示，三峡全通运行至今，至少包含了产能扩张过快、盲目求大、融资结构不合理、宏观经济下行等几项危险因素。“靴子”尚未落地，这家号称湖北第二民企的明星企业，能够抑止颓势、艰难复苏吗？
辞职这件事，刘泉已经反复考虑了近一年，最终下定决心离开，是在不久前的3月底。
通过熟人关照，他3年前得以进到了一家名为三峡全通的企业做销售员。彼时，他为能谋得这样一份工作感到颇为满意。虽然进入三峡全通时，它才刚创立不久，但这家企业可谓“一出身便风华正茂”。 奠基仪式有省市“一把手”领导亲自出席、湖北省第二大民营企业、年产值700亿元、厂区占地4000余亩、亚洲最大的涂镀板生产企业，一系列媒体上看到的报道，令刘泉认定自己终于成为了大企业职员。
这家全称为“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是宜昌市在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正盛时引进的迄今史上最大招商项目。起步初期的三峡全通，也不负众望，在极短的时间里，无论是规模和产能都有巨大的提升。
2009年后，三峡全通先后经历了多次扩张，与此同时基建规模和债务都随之“水涨船高”。当宏观政策的红利消耗殆尽，行业的红海出现时，家大业大的三峡全通已经来不及“抛锚”止行。现在的三峡全通已裁员数千人、濒临停产，并身负规模高达70多亿元的债务。
尽管此前有说法称宜昌市政府将接盘三峡全通，收购全通51%的股权，但记者在向有关部门求证时，并未得到肯定答复。宜昌市多位商业人士在受访时表示，如果政府接盘，将面临股权如何安排、作价又有多少、大额债务如何消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最终结果现在也难言有所定论。
“感觉再待下去也看不到前途，还不如趁早离开。”刘泉向记者坦言。他的3年基本见证了三峡全通发展过程，走出三峡全通那刻，刘泉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企业明星
冷空气南下，扼住了一路飙升的气温，4月21日的宜昌，略显微凉。即便临近中午，宜昌市东南的猇亭区，三峡全通的厂区也很冷清，没有机器的轰鸣和工人的作业声，厂区北门鲜有几个工人骑着摩托车进出，偌大厂区内显得空旷又寂静。
没有到过三峡全通的厂区，都无法想象其规模之宏大。这个由2个成品库、6个车间及涂镀房、碾压房，7栋职工宿舍和1栋行政大楼所构成的占地4871亩的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县城的面积，徒步走遍全厂需要数小时；全厂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单个车间全长1.5公里，宽160米，是宜昌市目前占地面积最大的厂——以三峡全通官网所称现有4000名员工数计算，平均每亩工业用地仅配备了1名工人。
如今，这个号称能提供16000个就业岗位的大厂，所见工作人员寥寥无几。
在三峡全通厂区大门对面的三峡全通专用码头，五个单臂吊车高高耸立——这是其涂镀板产品的主要运输通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码头的作业平台空无一人，码头上的轨道已生满铁锈，显然已经停用多时。
这样的现状与三峡全通“意气风发”时，其创始人和绝对大股东梁士臣所说“两年90条生产线上马，一年半时间产能达到620万吨，建设成世界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相比，更像一个玩笑。
2008年8月，还是中冶恒通冷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冶恒通）股东、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的梁士臣便开始在全国各地考察、准备投资涂镀板项目。他的老乡郑保祯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透露给了宜昌市高新区管委会，并表示愿意帮助宜昌高新区牵线搭桥。
此时，郑保祯在宜昌投资建厂已达5年，并拥有宜昌长江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和宜昌德凌铜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得知消息，宜昌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直奔唐山，拜会梁士臣，并考察恒通公司。考察之后，宜昌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当场向梁士臣承诺，只要梁肯到宜昌投资，他们将提供宜昌有史以来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当时梁士臣号称拥有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八辊五连轧冷压延生产线技术，能生产厚度为0.14-0.35毫米的极薄涂镀板；恒通公司也号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涂镀板生产企业，掌握全国此类产品的定价权。
“这个项目符合国家的
产业政策，是一个值得引进的重大工业项目。如果能顺利引进，将是宜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宜昌招商引资的重大的突破”。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随后宜昌市的主要领导也去了唐山考察，在考察之后对该项目表示了高度认可。
2010年12月18日，梁士臣与宜昌高新区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当时计划总投资110亿元。
为了促成宜昌史上最大的招商项目，签约后的第4天，宜昌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办公会，将涂镀板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同时成立了6个专班，在项目审批、供地、开工、投产等方面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提供无缝隙、全方位、零距离的“保姆式”服务；减免所有行政性收费；为了配合三峡全通的发展，宜昌市政府还耗费2.48亿元在长江边上为其配建了专门的货运码头等。
此外，宜昌市还把三峡全通项目建设的成效“作为衡量各责任部门和各级领导班子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的重要标准”。不仅按照每亩19.2万元给予项目配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给予该项目3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的3年贴息支持。至于打通融资渠道之类的政策优惠更是不在话下。
关于征地的故事，梁士臣此后曾反复对外讲述。在签订意向合同之后，临走时梁士臣丢下了一句话：“你们把那项目一期用地给我拆完，我正月初八开工。”
此时正值2009年元旦，宜昌高新区组织专班紧急启动征地拆迁工作。公开报道显示，仅仅10来天，房屋丈量、评估公示、补偿资金测算等工作就全部完成，239户主动自愿签订了房屋搬迁协议，占一期搬迁总数的96%。经过50天的奋战，猇亭区251户搬迁农民，打破“腊月不搬家”的传统习俗，为项目建设腾地，创下了“宜昌速度”。
“我将了政府一军，反过来政府把我将了一大军。政府来真的了，那我也只能来真的了。”梁士臣说。这段“将军”的桥段在后来媒体的各种报道中都作为亮点出现过。
未达预期
事实上，在项目建设初期三峡全通的表现还是让各方满意的，从开工到首条生产线投产，只用了6个月，“全通速度”也一度被称为业内奇迹。
“年生产能力320万吨的涂镀板一期工程，国内同行建设周期一般要3年半，全通只用了1年3个月；形成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通常要7年半左右，全通计划只用3年。”据后来官方媒体报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根据规划，到2013年底，三峡全通将形成年产1000万吨的涂镀板深加工产品规模，实现年产值7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1.6万人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极薄涂镀板综合生产基地。
而现在，这一切都只停留在了计划里。
“6个车间每个都是1500米长，160米宽，但真正在用的厂房连也就3个，剩下的都是堆放杂物或者空着在”。刘泉说。
刘泉是今年3月底离开三峡全通的，辞职前他已是运营部一名中层干部。据他回忆，“去年年中的时候，还有10几条线在同时运转，日产量超过3000吨，我离开前只有1、2条线在运转”。按照三峡全通此前公布的已建成90条生产线计算，目前的开工率不足3.5%。
“前两年的效益不错，最多的时候30条以上的生产线同时开工，每月工资都在3500以上，但目前仅有2—3条生产线维持生产。”一名在职的涂姓工人也证实了刘泉的说法，据他介绍，现在厂里有1500多人在上班，每个月能上22个班，工资在2000左右。
“现在客观地来看，当时有些宣传是夸大了，与真实的情况有差异。”三峡全通现任总经理赵大河在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赵大河透露，2010年的实际产出远远没有达到320万吨：“当时，仅只有一车间的部分生产线在试生产，月产出大约在十几万吨。”他还证实，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并没有达到官方公布的70亿元，“事实上，一期的投资从厂房到设备大概也就20多个亿吧。”
2010年，受四万亿政策刺激和家电下乡政策的双重拉动，涂镀板行业遇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公开资料显示，当年涂镀板利润每吨可达千元左右，前景也被各方看好。
在此背景下，尽管一期项目尚未足产，二期项目亦是马不停蹄的启动。“当时，无论是公司、政府还是银行，对这个项目都是热情高涨”，以至于二期项目开始的时候，很多银行都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贷款。截至二期项目完成，总投资已超过140亿元。
现在看来，当时多方合力揠苗助长，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三峡全通的无序扩张。投资规模迅速膨胀，让项目显得华而不实，“全通速度”的背后，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巨债缠身
时间倒退3年，谁也不会料到这家明星企业会出现危机。
2011年三季度，三峡全通的资金链捉襟见肘，“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同年8月，三峡全通出现全线停产危机。
“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债危机波澜频起，国内银根紧缩不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三峡全通也面临了前所未遇的困难与挑战：资金短缺、融资艰难、人心浮动。”2012年5月18日，董事长梁士臣在三峡全通四周年的厂庆致辞时说。
相比往年厂庆喜庆的基调，这年“风雨同舟，勇度时艰”的主题显得有些“悲凉”。2009年是项目建设的一次动员大会；2010年是一期工程项目完成的一次庆功会；2011年是二期项目投产、三期项目动工及码头投入使用的庆典晚会。
2012年9月，三峡全通公司对90%以上、超过3000名员工进行“长期放假”处理。而原本许诺的11月底陆续复工亦未实现，仅有一部分工人被通知来上班。由于没有活干，企业鼓励更多员工在家休息，对在家休息的员工一个月补贴700元生活费。
与此同时，三峡全通的债务压力也步步紧逼。
2012年12月底，
中信信托发起成立的期限为18个月、总计4期的“三峡全通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陆续到期。12月20日，中信信托发布临时信息披露称，本应进行收益分配的该信托项目，由于三峡全通公司未能按时向信托专户支付当期贷款利息，当期信托收益无法实现分配，兑付日按信托合同约定推迟3个月。今年2月7日，负债缠身的三峡全通再次“失约”。截止当日，贷款合同项下三峡全通欠款共计11.41亿元。
除了信托融资外，在三峡全通大步迈进的进程中，为其提供融资及贷款的还包括汉口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
601939,
股吧)、广西北部湾银行等数十家银行。“目前三峡全通的资产负债率在62%到63%之间，总的债务规模大约70多亿”。赵大河说。
其资产负债表显示，三峡全通2010年的短期借款，由2009年的7500万，快速增加至9.9亿元，增长近13倍；其长期借款，由2009年的6.58亿元，增加至11.3亿元。贷款以新还旧，循环进出，资金链环环相扣，这意味着，自2010年5月之后，每个月都有贷款到期。
据了解，目前银行贷款方面，规模从2000万到十几亿不等。其中，建设银行从一期项目就开始进入，其抵押物以土地、厂房居多，亦有少量设备抵押，贷款额度一度高达13亿元，在偿还了约2亿元的项目贷款后，目前大约还有11亿贷款。汉口银行与
交通银行(
601328,
股吧)的贷款规模相当，大约都在5亿到6亿元。湖北银行贷款约4亿元、
民生银行(
600016,
股吧)贷款约2亿元。
此外，三峡全通还先后两次向员工集资：一次是2011年，主要面向梁士臣从河北唐山带来的老员工，另一次是在2012年3月，面向后招来的员工。
“开始是2分的月息，后来涨到3分”。一位唐山籍的员工表示，他拿出了十几万参与公司集资。而现在他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拿回本金还不知道”。
“说出来都不会相信，这么大一个企业，欠人家卖豆芽的个体户都有四五万”。前述涂姓工人笑着说。
宜昌市某企业负责人受访时表示，“三峡全通影响了整个宜昌市的信用评级和金融系统，现在银行给宜昌企业的贷款变得更加谨慎，数额稍大的贷款，政府信用也不再凑效，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高超”财技
将信托所募资金及数以几十亿计的银行贷款投向何处，在三峡全通内部几乎是个谜。除了所见大规模兴建厂房的花费和购买原材料的开支外，其它的资金流向无迹可寻。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峡全通所有基建项目全部资金均来源于贷款，自有资金微乎其微。
不过从梁士臣的运作轨迹可以看到，在大兴厂房的同时，将贷款用于向关联公司购买设备、材料，倒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事实上在决定投三峡全通项目前，梁士臣已在夷陵区投资5.5亿元建设湖北江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江重机械)。后来，三峡全通的生产设备主要都是从江重机械购入。
公开资料显示，江重机械系三峡全通的配套项目，主要为全通提供机械设备及生产线设备，两家企业均由河北唐山恒通集团投资，梁士臣亦为其实际控制人。而江重机械几乎只有三峡全通这一个客户，由于三峡全通资金链出现问题，直接牵连着江重机械亦陷入困境。
三峡全通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显示，身为三峡全通最大的预付账款债务人，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三峡全通共欠江重机械9.65亿元，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为25.19%。不仅如此，公司约50亿元的固定资产中有43.4亿元为机械设备；在建工程中用于“在安装生产线设备”的则高达29亿元。
据江重机械的内部人士介绍，江重机械把一种叫做“八辊五连轧冷压延生产线”的重型设备卖给全通，但这个号称“自主设计研发”的冷轧生产线，其核心主体实际上是江重花10万元买回来的，加工组装后按吨位计价卖给三峡全通。
“建厂房的水泥用恒通水泥厂的，设备从江重买的，原材料也买自己的，这等于是从银行贷回来建厂的钱都装自己口袋里了。”三峡全通一些员工说。
除了向关联公司购买设备外，在三峡全通的整个财务运作中，梁士臣亦表现出了高超的“财技”。
工商资料显示，2009年1月13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宜昌恒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达投资”)与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唐山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恒通房地产”)共同申请注册了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为10亿元，实收资本3亿元。
2009年3月26日，三峡全通上述两大股东第一次追加投资，使三峡全通注册资本增至13.6亿元，不过实收资本仅为5亿元。
宜昌天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事项说明显示，2010年5月18日，三峡全通再次申请新增注册资本13.42亿元，由新股东梁士臣认缴，占注册资本的40.22%，出资方式为知识产权(商标使用权)。
2010年8月31日，三峡全通法定代表人由李大愚变更为梁士臣。当天，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的河北润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润邦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10亿元入股三峡全通，再加之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部分，使得公司注册资本最终定格在52.37亿元。
2011年7月6日，公司股权发生了自成立以来最大一次变更：恒通房地产和润邦投资全身而退，两者共计39%股权、约合20.42亿元的注册资本由一个名为“宜昌俊银板业有限公司”(下称“俊银板业”)的企业全盘接手。
由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俊银板业法定代表人为梁士臣，企业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实收资本0万美元。俊银板业的股东(发起人)为俊银(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俊银”)。
资料显示，香港俊银是一家典型的“1港元”壳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亦为梁士臣。尽管如此，宜昌市商务局仍于2011年7月12日作出了三峡全通股权并购的批复(宜商外【2011】65号)，同意香港俊银支付对价29950万美元购买恒达投资持有的公司36%的股权。
至此，这意味着，三峡全通实际上已经被梁士臣个人100%控股。
内部失控
现在的三峡全通已褪去了昔日的光环，不仅债务缠身，其内部管理问题也为众多员工所不满。
“与其说三峡全通是被银行债务压垮的，还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基建大跃进’拖死的。”在刘泉看来，除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政策因素外，扩张太迅速，管理跟不上也是重要的因素。“朝令夕改”在三峡全通内部习以为常，就连人事任命也一样，“我们很多同事都在说，在全通表现好的话，三天就可以当部长，但是也有可能半天你就下来了”。刘泉说。
“往往早上接了一个‘红头文件’任命某某为部长，下午忽然又来一个红头文件，说上午的红头文件作废。很可能就是两张‘红头文件’同一天发，然后传达内容相差十万八千里”。据刘泉介绍，2009年和他一起进来的管理人员基本都已经离职，他是最后一个离职的。
在三峡全通工作的3年多里，刘泉的职位不断变化，从普通员工上升到部长助理，工作量越来越大，但是工资变化不大。“用我们内部流传的一句话叫，‘加量不加价’。”离职前刘泉的工资是3000元，而在三峡全通附近的企业，以刘泉的职位，一般都能拿到6000元以上的工资。
最令人意外的是，在三峡全通内部居然没有基本的KPI考核机制。“我做了管理岗位后，定岗定薪的方案报了不下20次，但一次也没有批下来”。刘泉说。
事实上，登陆“三峡全通贴吧”，所见最多的便是员工发帖讨要工资，或者相互打探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曾有多位员工反映，对于长时间工资拖欠，管理层并未有人公开给出解释，导致员工人心惶惶。
管理混乱反映出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产品表面氧化黑变、漏镀及包装缺陷”等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产品合格率对外来讲是有百分之七八十，我认为能有一半就不错了，从全通生产的产的定位属于中下的水平，目前市场上应该卖得最好的还是武钢和首钢的产品，他们的质量超过我们”。刘泉说。
2011年9月份开始，整个涂镀板市场陡转直下，并经历了“最寒冷的半年”。来自中国钢铁价格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镀锌卷板的市场价格从高位时的每吨7500元，跌落至每吨4900元；彩涂产品由高位时的每吨9000元，跌落至每吨7500元。
遭遇市场下滑困境后，原计划上马的三期1000万吨项目，也立刻停止了。在企业造血功能差的时候，由于前期产能扩张过快，造成的债务危机也开始在这个时期集中爆发。以至于“每个月都有数亿元到期的贷款需要偿还”。
2012年5月，梁士臣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谈到：“从去年9月份开始，公司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峻，到今年3月份甚至是一小时比一小时严峻。”
资金趋紧，也直接导致三峡全通的工作重心长期置于倒贷工作上。对于一家工业企业来而言，长期处在这种“不务正业”的困境中，其发展前景可见一斑。
复刻恒通？
扩张，债务，拖欠工资，停产。这些由三峡全通“演绎”过的关键词，几年前也在离宜昌2000多公里的河北唐山恒通涂镀板公司出现先过，两家遭遇极为类似。
事实上，三峡全通与唐山恒通，两家企业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们不仅创始人相同，产品相同，就连厂徽、厂庆日也一样。与中冶恒通不一样的是，在其倒闭前梁士臣就全身而退，而现在的三峡全通仍未找到下家。对此，2011年8月《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大篇幅报道过《恒通巨亏：央企中冶的“烧钱闹剧”》。
1995年，梁士臣在唐山市丰南区创立了唐山恒远涂镀板有限公司，前期的丰南厂拥有一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4条镀锌线，2002年之前，凭借先发优势，恒通的效益非常好，往往“包装都没有就被经销商提走了”。但是“丰南厂”的产能受空间所限，梁士臣考察之后决定到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另建新厂。
2001年，规划产量500万吨的恒通海港厂破土动工，当时恒通采用“建线贷款”模式，即贷款建起一条生产线后，再向银行抵押获得建下一条生产线的贷款。
占地2700亩的恒通海港厂建成后，恒通在海港有3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14条镀锌线，产能扩张的同时，恒通也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为建厂恒通共向银行贷款超过60亿元，其中镀锌线主要由民生银行提供贷款。
2003年，海港生产线投产之后，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贷款利息负担重，且行业已充分竞争，恒通的财务状况逐渐陷入困境。至2006年，恒通资金链紧张，曾拖欠员工工资达半年之久，后来连本付息还清。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2006年恒通曾向海港开发区管委会申报破产。但对于人口仅1万余人的海港开发区而言，破产对其GDP和就业冲击太大，破产申请未能获准。但自此梁士臣急于出让恒通股权，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7年，在一心欲卸下恒通包袱的梁士臣大力游说下，中冶集团重组唐山恒通。公开报道称，重组背后主要推动力来自恒通的主要债权人——民生银行。当时民生银行与中冶集团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2005年底两家签署《基本合作银行协议》，民生银行不仅为中冶集团提供30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时还愿意为中冶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当时中冶收购唐山恒通的两个主要意图，一是借助工程建设向生产转型，二是为集团整体上市扩大资产总额。此外一个重要背景是，时任中冶集团董事长杨长恒一心想在2010年之前把中冶集团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
据报道称，中冶原计划只收购恒通旗下机械业务51%的股权，后经梁士臣游说，扩大至整个恒通。2007年6月5日，中冶宣布出资10.72亿元，承债收购了恒通67%的股份，而由梁士臣实际控制的唐山恒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实物出资5.12亿元，占股32%，梁士臣个人现金出资0.16亿元，占股1%。
然而，自恃财力雄厚的中冶集团并未能让中冶恒通起死回生，相反，中冶恒通陷入越来越巨大的亏损。
数据显示，自中冶集团2007年9月重组唐山恒通公司成立中冶恒通后截至2009年，中冶恒通亏损达46亿元。2010年年底，中冶恒通宣布全面停产；2011年6月开始，总共4237人员工与中近3000人签署 “退厂协议”，600人被直接裁员处理。
在中冶恒通停产之前的2010年8月份，梁士臣个人以及其实际控制的唐山恒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却成功“脱壳”，全资退出。但这次三峡全通爆发了与恒通类似的危机，梁士臣能否再次成功退出，难言定论。
在三峡全通爆发式的产能扩张背后，宜昌市政府为企业“保姆式服务”的理念无处不在，各种细节曾做作为政府服务企业的范本反复提及。而在三峡全通当前境况之时，政府也没有坐视不管。
根据三峡全通官网的公告，该公司从2012年11月起聘赵大河为总经理，聘期一年。赵大河曾担任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更早前，赵曾在宜昌经营一家投资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赵大河就是政府出面让其进入三峡全通，背后的逻辑是想利用赵大河的融资能力，盘活三峡全通。
“赵总来了之后，带了一批人过来，跟我们这批人没有关系。之前的窟窿，他们不管，他们就是去搞2个车间的生产线，其它的车间他们不管，只管这两个生产线能做出产品来，能销出去，能获得利润。到目前来讲，那批人的生产还比较稳定”。据刘泉介绍。“现在三峡全通的货款走的已经不是公司原来的账了”。
事实上在赵大河之前，宜昌市政府就曾派员向三峡全通伸出过援手。当时的说法是“财政智救危企”。
2012年2月，宜昌市委市政府向三峡全通派出了两位官员担任要职，此二人分别为宜昌市市长助理王万修以及宜昌市财政局副局长韩庆顺，后者目前在三峡全通任职财务副总监。在4月份，在两位政府官员的作用下，三峡全通甚至从宜昌市政府
财政部门获取了2亿元的借贷资金以暂时解决部分到期贷款。
不仅如此，去年底甚至有消息传出：在10月16日、19日，宜昌政府已与梁士臣等管理层进行两次谈判，而初步结果是由政府介入控股接盘，“具体控股方案正在谈判中”，而且三峡全通管理层都已收到相关的正式邮件，但随后梁士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还是以企业自身为主”。
据了解，目前三峡全通开展了多项自救工作，其中包括：“跑钱”、“跑市场”和设立成本控制办公室，寄望通过“内部挖潜降耗，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但在巨大的危机面前，这样的自救显得苍白无力。
4月10日，中信信托委托发布的公告显示，4月28日“三峡全通”项目债权将进行拍卖。对于债权拍卖结果，来自信托、
法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内人士，甚至中信信托自己都不甚乐观。“流拍的话就折价再拍，最终按照流程来走。”
拍卖公告发布后，有消息称宜昌市政府相关人士会同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三峡全通相关领导已于4月11日紧急奔赴北京，与中信信托商讨兑付问题解决方案。但4月20记者致电宜昌市政府新闻办时，一陈姓负责人对此却矢口否认。
4月28日中信信托再次发布公告证实，截至4月27日，已有债权受让人与受托人（中信信托）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原定于当天在北京举行的宜昌三峡全通涂锌板有限公司的不良信托贷款债权拍卖会被中止，但中信信托并未透露具体资金来源。
不过，在刘泉看来，不管怎样，政府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就看帮扶的力度有多大，但即便三峡全通渡过此次难关，今后的规模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
